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政策悖论。一方面需要通胀来为家庭部门以及政府部门降低债务负担，另一方面需要通缩来鼓励国内企业增加生产、雇佣本地雇员，而不是把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成本低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发达经济体央行如何能在去杠杆化的大背景下达成其保持合理水平增长同时温和通胀的政策目标呢？

仅考虑本国利益的自利方法是通过印钞票制造实际汇率的贬值，迫使新兴市场被动接受名义汇率升值或者通胀。

实际上，随着西方主要经济体利率保持在零，汇率政策主导在所难免。数量宽松是决策层追求出口拉动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

这一政策的负面效果，一是进口价格上升。美元贬值对于美国的建筑业以及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会有所帮助，另一方面高企的汽油价格又会使工薪阶层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这样一来，联储主席伯南克难免束手束脚。英国目前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凸现了这一弊端：进口价格推高通胀，导致实际工资水平增长下降，实际增长疲弱。数量宽松政策尽管解决了一小部分失业问题但却使工薪阶层整体生活状况恶化。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要同时保持汇率相对疲软和低通胀水平的政策任务也越来越复杂。外部需求走弱的前提下，新兴市场不愿意接受实际汇率升值自然而然，但也使国内政策制定更加复杂化。于是我们看到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以数量紧缩对抗西方的数量宽松。但数量紧缩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随着为抑制本币汇率升值而购入的外部资产的增长，国内储蓄的运用效率常遭人诟病。其次，不运用利率调整来配置资金往往难免出现资金错配。实际上中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之前造成的信贷投放过多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后遗症。

这样一种不可持续的情况一方面要求西方主要经济体能有更多耐心，另一方面要求新兴市场经济体适当升值。但政治家可能没法耐心，奥巴马明年面临连任大选，而失业率已经保持在接近10%的水平近四年了。这时候更有动力指责其他国家，甚至可能通过一项针对中国的贸易法案。这必然带来地缘政治冲突的上升。

实际上各国央行通行的通胀目标制本身就有缺陷。相对于名义CPI为目标，不如选择一个更加国内导向的通胀指标，如GDP平减指数可能更加合适。实际上各国央行曾经引以为傲的金融危机前二十年的繁荣是通过制造不可持续的信贷泡沫来应对外部通缩压力以保本国就业而达成的。我们现在要面临这样做的后果：西方国家继续负债的愿望消失殆尽，相当长时期的工资以及国内产品和服务价格反通胀风险高企。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问题，最终这一切是否会以通胀收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没有大幅贬值则这一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新兴市场也不会出现恶性通胀。如果新兴市场不愿意接受实际汇率升值，则西方发达经济体很可能陷入日本式的经济活动停滞的状态并无力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