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家尤其是吴门书派诸人拥趸护驾宋四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从祝允明的一段话中可以明确得到答案：《跋米书天马赋》：南宫与眉山、豫章、莆阳，擅声宋室，近时学者寡，师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为襄阳之学者，大抵步入狂狠。允明亦愿学，而资力兼乏，乃不易尔。而亦不易以语人。此天马帖为梁溪钱氏世藏，其孙昌言出示，舒玩未终，第觉法度森出，与寻常之论大异，高阳冯几之口不几于误人邪。昌言请识跋，稍附尔尔，异时缔观着力或得畦径一二，当为再议，以易此语。輩輶訛“师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一语道破天机。在吴门书家的心中认为，追踪晋唐必须要学习宋人，由宋人而上溯晋唐古法，从而达到借古而开新的书法作品目标。其实他们的认识是建立在书法史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因为书法笔法的传承有一个延续性的过程。苏、黄、米、蔡这宋代书坛四位巨擘，均从颜书中大获裨益，上述引文中董其昌即已有了很清楚的言论，他们“由唐溯晋，转得晋意，为宋书之一振”輩輷訛，明人学习宋四家再上溯晋唐自然也是十分可行之事，亦符合书法史的发展规律。如此可以看出明代中期书家的聪明之处，他们深谙书法作品之道，并且找到了一条变革书法、光大书艺的捷径。

说到这里，苏、黄、米、蔡宋四家对于明代书法作品的影响可谓一目了然了：宋四家在明代中期走出台阁体迷雾、奏响变革号角的书法浪潮中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沈周、徐有贞、李应祯、吴宽等吴门先导人物那里，宋四家的笔法与精神都得到承续，从而为吴门书派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蔡襄的影响主要是在精神与思想层面上，而苏、黄、米三家则可谓吴门书派锐意革新的扳手与武器，他们或宗法一家或转益多师，然后上溯晋唐，变化创新，终于成就了吴门书派这一明代最为重要的地域性的书法流派，其艺术成就之高、历时之久、人员之众、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均属历代罕见，不但在明代书法史而且在整个书法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还不仅仅止于此，苏、黄、米书法对于明代末期松江书派的兴起以及晚明书法作品的变革潮流均有不可忽略的影响，米芾之于董其昌和王铎、苏轼之于倪元璐等的书法成就，均具有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

苏、黄、米、蔡宋四家的排名早在南宋就已经约定俗成，明代少数人对其提出质疑，是因为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政治上高压政策的施行、文学书法上台阁体的产生，使书法的发展走上靡弱刻板的道路，幡然创新的苏、黄、米三家自然被正统派所抛弃，即使面目稍为传统的蔡襄也难以幸免。而大多数人尤其是明代中期吴门地区的书家维护包括蔡襄在内的宋四家的地位，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改变时人排斥宋书的现象这么简单。他们通过向宋人书法学习，特别是向苏、黄、米三家具有革新面貌的书法作品学习，以便上溯魏晋，宗法“二王”，从而变法创新、开宗立派，这才是他们维护和借径宋四家的终极目标。而在苏、黄、米三家中，又以米芾的影响最甚，苏、黄到了明代晚期影响渐弱，米芾则直至对董其昌、王铎等大家均产生重大影响。宋四家尤其是苏、黄、米三家的书法，是明代书法由早期的庸俗颓靡走向中晚期革新创变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推手，深刻影响了明代中期书法的传承创新以及晚明书法的变革。（原文来自：从符号美学视角看汉魏六朝书法评论中的人格比兴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