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任何领域，埃斯卡兰特的方法早就应该广为复制了。但埃斯卡兰特的成功却招来了怨恨。教师工会跟学区签订的协议把每班人数限定在35人以下，而埃斯卡兰特却不拒绝要上他课的学生，在一个大教室里挤了50多人，且仍能让他们考出优异的成绩。这一事实减弱了教师工会的谈判砝码，抱怨由此而生。

　　到了1990年，埃斯卡兰特失去了数学系系主任的职位，他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一去不复返。第二年他就离开了洛杉矶，最终回到了玻利维亚。此后，加菲尔德高中的数学成绩一落千丈，再也没有恢复到往日的辉煌。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摧毁而不是推广他的成功，进而对症下药，是美国给吉米·埃斯卡兰特最好的献礼。

　　1993年，在一个教育改革计划的发起仪式上，克林顿总统说出了问题的症结，“所有为教育殚精竭虑的人一直被如下事实所困扰，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在某地被某个人解决，但我们似乎就是无法把它在别处复制”。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创建“一个找到有效方法，并使之在所有地方得以复制的制度”。

　　最天真的一个想法就是大量创办“示范”学校，想象着整个体系会围绕样板自动重组。这是那些推广成功模式的项目的隐藏假定，尽管投入了巨额的经费，但大都以失败告终。

　　奥巴马总统也希望通过一个政府项目来识别、传播教育中的有效方法。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修订案中，他提议通过制度建设，推动教育中最佳实践和成功策略的分享和复制。

　　奥巴马不是第一个作如此倡导的人，但15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缺乏一个对官员的决策进行奖惩的激励制度，公立学校仍旧会是时髦的跟风者，而不是卓越的传播者。

　　美国不仅需要更多像杰米·埃斯卡兰特这样的教师，更需要一个能够识别这样的教师，并帮助他们扩大其受益群体的教育制度。充分释放自由市场带来的自由与激励，像埃斯卡兰特这样的教师就会成为教育领域的乔布斯（苹果公司总裁）和比尔·盖茨，他们会因具备服务我们儿童的卓越能力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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