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 文稿 | 先知书店 编辑

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见识了英国议会政治后，发出“三代之治在英吉利”的感慨；他的识见与思想远超时代，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没有触及西方的“本”。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才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独醒者”注定是孤独与苦闷的。超前的见识被同僚所不解，对于保守派来说，他学习西方的主张是“数典忘祖”，其曾经的幕僚、与其一同前往英国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大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同朝为官的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

他记录英国见闻与思考的《使西纪程》，在众人的攻击之下惨遭封禁，甚至其家乡人都差点烧了他的房子......

在洋务派的眼中，他同样太过超前。虽然恭亲王、李鸿章对他十分欣赏，但他却说李鸿章办洋务是“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甚至说林则徐处置洋务也不得要领，之所以不痛斥林则徐，是因为林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先知先觉者总是被时代所不容。他一生郁郁寡欢，悲痛于时代的昏沉；他去世后，虽有李鸿章等人为他陈词，但朝廷仍然不愿给他谥号。

然而他对自己却有坚定且清晰的认知。去世前不久，他在一首小诗中这样描述自己：“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他就是1876年出使英法，担任首位驻两国公使的晚清名臣——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