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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时代的知识分子选择（节选）

文 / 徐贲

选自：三辉图书

编辑：艾姗姗

转发：星球呓语 Mr

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

里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重点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参与政治，而在于另外一些选择——如何参与政治，以怎样的价值立场，为何目的而参与政治。里拉所担忧的是知识分子由于陷入精致的思想游戏而忘记了“哲学与政治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因而无视哲学或理论被“被暴政滥用”或被政治势力利用的可能。里拉所说的那种“暴政”就是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tyranny），当知识分子对自己可能帮助暴政或专制政治的危险丧失警惕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会在“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的歧路上越滑越远。《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Books）认为，里拉触及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过去一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中……有许多哲学家、作家和法学家支持和捍卫极权主义的原则和它的可怕统治。知识分子本该对集权暴政抱以警惕，怎么反倒会背弃自由和独立探索的理想？又怎么会在立场上赞成专制制度下的大规模压迫和因此造成的人道苦难？”

里拉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集体特性，而非个人性格或人格。他把知识分子与暴政的思想合作看成是一个值得所有不同性格和人格的知识分子都好好记取的严重历史教训。里拉特别提到了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记叙的一些波兰知识分子，他们是成功的作家，但却在思想上与斯大林主义“同流合污”。无论是在纳粹统治期间还是在后来的冷战时期，里拉所讨论的那些德、法知识分子（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柯耶夫、福柯、德里达等）身上都一再出现了有意无意为专制政治提供思想弹药的情形。他们的学术具有职业特征，但不具备思想者最难能可贵的那种对暴政的道义判断和憎恶。在他们的“学术”（往往非常具有诱惑力）之外，里拉要发现的是，“他们的头脑里还隐藏这一些别的东西，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托尼·朱特则认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价值（“文人涉政是否值得”），不能只是用他们的政治行为结果来衡量，而应该考虑到他们的道德真诚。道德真诚的根本要求就是摆脱固化思维，保持个人思想和判断的自由与独立。他讨论的三位法国知识分子（布鲁姆、加缪、阿隆）的最大共同点便是他们的“勇气与正直”。虽然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成为“某些重要方面的‘局外人’”或“背时者”，但他们都能避免陷入党派同路人的处境。当政治暴力和迫害无情而血腥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那些斯大林主义同路人“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后来又有了别的同路人，“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帝国的独裁……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的处境”。那些同路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和道德上“不负责任”，不是因为某种政治权力强迫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党同伐异的思维和理论方式，无视具有普遍意义的是非原则。知识分子陷入党派同路人和实际暴力帮凶的处境而不能自拔，他们的知识行为打上了政治犬儒主义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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