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基奥恩（Joe Keohane）
 

美国资深记者，曾任《企业家》杂志执行主编。作品覆盖政治、旅行、社会科学、商业和技术等领域，常见于《纽约杂志》《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连线》等

我们将了解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热情款待陌生人并非例外。它是一条神圣的律令，为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础。一旦违背，你就会在神的旨意下沦为鸟兽。

有两个男人来到一个村庄，他们衣衫褴褛，落魄潦倒，挨家挨户地拜访，以确认村民是否对陌生人客气友好。这两人中，一人是基督教中的救世主耶稣，人称上帝之子；另一人是圣彼得，耶稣的得力大弟子，现存最大的基督教堂便是以圣彼得命名的。耶稣和圣彼得来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家里，向她讨了一些面包，农妇只给了他们一点点面包屑。耶稣还想给她一次机会，就让她烤箱里的蛋糕奇迹般地变大了，这样农妇就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没承想，农妇还是只给了他们一点点食物。耶稣和圣彼得觉得已经看到了她的本性，于是把她变成了一只猫头鹰。

这是一个流传在中世纪的欧洲民间故事，还有其他版本。在波罗的海一带的版本是，耶稣和圣彼得为了惩罚守财奴，强迫她把两条蛇当作孩子一样养大。还有个版本是，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变成了啄木鸟。在德国，他们把她变成了一只布谷鸟。

这些故事并非基督教所独有，也不仅限于欧洲或者中世纪。在西班牙、俄罗斯和土耳其，其流传着摩洛哥人的版本：先知穆罕默德化作乞丐，来到一户有钱的人家，富有的主人不愿杀羊款待，反倒是把猫给煮了。穆罕默德见状，便复活了猫，把富人变成了猫头鹰。在美国土著的民间故事里，有个老妇人带着孙子来到镇上，这里的人吝啬无比，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施计惩罚了吝啬鬼，将其及其子女都变成了鸟。

在日本的民间传统中，陌生人是不同身份的人(ijin)，他们经常以修理匠、外国人、乞丐或弱势的外来人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这些人要么是上帝、牧师、王子，要么是其他拥有神力之人。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法号叫空海的佛教僧侣来到一个缺水的村庄。他穿得破破烂烂，像个要饭的叫花子，乞求有人给他一杯水。村里有个女人翻山越岭到达井边，为他打回了水。为表感谢，空海用他的手杖敲打地面，一股泉水直往上冒。而后，他来到下一个村庄，这里水源丰富，空海请求给点水喝，却遭到了拒绝。他怒不可遏，用手杖敲击地面，当地水井立即干涸，而村子也衰败了。

在西方，古希腊人以深信众神活在陌生人之中而广为人知。据说陌生人由宙斯保护，宙斯既是众神之父，也是陌生人之神。他经常乔装打扮，化作流浪的乞丐，以确保人们不会虐待陌生人。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提到，主人公奥德修斯与之前的奴仆久别重逢，奴仆已经认不出奥德修斯了，但依然热情款待了他。奴仆说道：“你得吃点东西，喝点酒，好好跟我说说你打哪儿来，遭遇了什么困难。”在创作于公元前360年左右的《法律篇》一书中，柏拉图警告称：“所有的流浪者和乞丐都是宙斯乔装而来的。但凡一个人内心闪烁着一丝谨慎的火花，一生之中都会尽量不得罪陌生人。”这丝火花燃烧了数千年，世界各地的民间传统都有其缩影。美国蓝调歌手埃尔莫尔·詹姆斯(Elmore James)在他的歌曲《陌生人的忧伤》(Stranger Blues)中唱道：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折磨一个可怜的陌生人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折磨一个可怜的陌生人

他们都应该记得

他们会自食其果

我们了解到，我们能成为如今的人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与陌生人合作。我们发展出形成荣誉亲属关系的能力，能够将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当作家人来对待。我们拥有了间接互惠的能力，从而能够与其他游群建立重要的关系。我们创造了文化，简单的装饰品就可以表明陌生人是不是我们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发明了问候仪式，以便与陌生人进行安全的交流。凡此种种，都让智人将“我们”的范畴扩大到了人类祖先难以料想的程度。

于是，人类再次在进化史上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推动了又一次社会复兴——人类开始变得热情好客。就像荣誉亲属关系一样，人类好客最初只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漫长的历史证明，人类能够取得成功，热情好客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以至最终嵌入我们的道德之中，成为我们下意识的行为，被编码在我们的基因深处。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安德鲁·施赖奥克(Andrew Shryock)教授专门研究人类热情好客的现象：“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人类广泛了解并一直践行着热情好客，就像对待亲缘关系、物物交换或男女性别一样”。“热情好客一直伴随着我们，和人类一起进化。”他补充道，“我有一种直觉，如果人类不好客，那么人类的社会交往是难以实现的。”

当然，对陌生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不仅体现在这些与似乎极其讨厌鸟类的人们相关的民间故事里，还存在于几千年来人们的生活实践中。1906年，芬兰哲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出版了《道德观念的起源和发展》(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一书，他游历甚广，是公认的社会学创始人之一，这本书记录了他对几十个慷慨款待陌生人的传统社会进行的考察。韦斯特马克观察发现：“人们在欢迎陌生人时，通常会给予他们特别关照。陌生人可以坐在上席，分到最好的食物，他优先于主人家里的所有成员，享有非凡的特权。”

在一些地方，招待陌生人是件光荣的事，当地人会争相招待他们。韦斯特马克写道，在西奈半岛的阿拉伯人群体中，“如果有人大老远看到一个陌生人向营地走来，那么第一个谈到这个陌生人的人，或者第一个惊呼‘来的是我的客人’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将拥有在当晚招待他的资格”。韦斯特马克发现热情好客和超自然的概念在许多文化中相互交织。陌生人代表了另一个维度，既体现着它的恩泽，又让人恐惧。韦斯特马克在书里记载：

在易洛魁人的宗教导师们所接受的教义中，有这样一条戒律：“如果有个陌生人走到你家附近，你得请他到家中做客，热情款待他，说一些客气话，别忘了提一下大神a。”生活在阿纳托姆岛的当地人坚信，慷慨款待陌生人会在死后获得最大的福报。卡尔梅克人认为，不够热情好客会遭到愤怒的神的惩罚。坎德人常说，上帝赋予人类的第一项职责便是热情好客。“那些忽视既定仪式的人会受到神的惩罚，惩罚要么降临在今世，要么降临在来世”，神的惩罚包括让他们离开人世，令他们一贫如洗，叫他们疾病缠身，令他们失去子女，或是让他们遭受其他灾难。印度的宗教书籍反复提到好客是最重要的职责，履行这一职责将会得到足够的福报。吠陀歌手告诉我们：“待人冷漠的人，虽然还能呼吸，但不是真正地生活在世上。”按照毗湿奴的说法，在一个陌生人需要热情友好地被对待时，忽视他的人会下地狱。相反，对客人礼貌尊敬，一家之主便会获得最大的奖赏。“热情款待客人的人在第一天夜里会获得尘世的欢乐，第二天夜里飘飘欲仙，第三天夜里享受天堂极乐，第四天夜里则抵达了无与伦比的幸福世界，此后许多夜晚都在无穷无尽的欢乐之中徜徉。这在《吠陀》中早已声明。”《摩诃婆罗多》中记载：“把食物施舍给从未见过的疲惫不堪的旅行者，是一个人的至善之举。”

许多这样的社会对待陌生人甚至过分热情。如果有个人杀了你的兄弟，还要求你好好招待他，那么你也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头皮勉强答应。如果有人想要杀害你的客人，你必须上前保护，哪怕豁出生命。

施赖奥克告诉我，在许多文化中，热情待客和宗教信仰不仅息息相关，而且不可分割。他说：“热情待客演变成宗教的一部分，并伴随着宗教一道发展，究竟是热情待客来自神圣的宗教，还是其将力量借予了神圣的宗教，这一点无从定论。”换句话说，究竟是我们因为热情待客而信仰宗教，还是我们因为信仰宗教而热情好客？这谁也说不准。施赖奥克历经数年，专门研究阿拉伯人的好客现象——当地人把热情好客称作卡拉姆(karam)。带着这项研究任务，他来到了约旦的巴尔加部落。2012年，施赖奥克写道：“一间屋子里要是没有客人，或是没有客人的容身之地，或是没有给客人准备食材，对巴尔加人来说，这不仅显得自己混得不好，而且是可耻的。”在当地，热情待客是一种深深的信仰，“一种‘从父亲和祖辈’那里继承而来的‘皮肤中的灼热感’”。一名巴尔加维男子告诉施赖奥克：“卡拉姆不仅仅是关于饮食的事情。热情好客是骨子里的东西，来自灵魂深处。”

据说，当地的贝都因人会时不时地款待陌生人，这种深切的责任感可能会化作一种疯狂的热情。具体来说，这是一种“阿拉伯式疯狂”，当地人被自我的精神征服，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送给客人。施赖奥克历经几年时间，搜集了流传在约旦河谷一带的特殊的民间故事。有一个人把他的孩子送给了一个陌生人，原因是他没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可送了。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狂热者可能会倾其所有。类似地，当一个卡里姆(karim，也就是好客的人)看到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时，也会过分好客，而这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今天，当想到热情好客时，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私营酒店行业。这些酒店招待疲惫的旅行者并收取费用，提供无线网络使谈话减少，早上7——9点的大厅里供应着奢侈的餐食，还有锈色的咖啡和用塑料薄膜包装的黏糊糊的松饼。但对我们远古的祖先来说，对陌生人的热情好客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日常行为上升到了超自然层面，被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神、牧师及其他任何有权力的人都会让你为虐待陌生人付出惨重代价。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希腊人热情好客是有口皆碑的，希腊文中“xenia”指热情好客，其词根“xenos”本意便是指“陌生人”，我们常说的“xenophobia”(排外)和“xenophilia”(亲外)同样起源于此。但是热情好客并非希腊人发明的传统，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准确来说，我们也不清楚这段历史到底有多久远，但考古证据表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热情好客可能产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时期。当时，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日渐式微。就像合作、荣誉亲属关系和问候仪式一样，热情好客在其最初阶段，可能不仅仅是一件好事或善举，更会让事情卓有成效。

剑桥大学考古学家马丁·琼斯(Martin Jones)的研究方向是在人类开始定居农耕之时商品、食物和文化的远途流通现象。他写道，那个时期留下了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一直都在迁徙之中，但后来突然开始了长途跋涉，越走越远。考古学家在一条连接土耳其中部和亚洲西南部的荒野小道上发现了贝壳和黑曜石，这些贝壳穿越了整条幼发拉底河(大约有1740英里)。黑曜石是一种闪闪发光的黑色火成岩，用于制造装饰性刀片。在当今时代，这段路对我们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他们那个时代，跋涉这么远就很了不起了，即便对一个骨子里热衷迁徙的物种来说也是如此。

据琼斯说，正因热情好客，这一切才得以实现。人类早已从狩猎——采集过渡到以农耕为生，以定居生活方式取代流动生活方式。社区一旦形成，便可以作为陌生人旅途中的驿站。琼斯写道，在安营扎寨的过程中，这些定居的人创造了固定的人文景观，旅行者能够借此实现长途跋涉。这些融合了固定性与流动性的新景观催生出新型社交形式，有时候完全陌生的人在相互打交道。今天，我们有城市和村镇、酒店和爱彼迎、机场和公共汽车站，这些极大地方便了我们长途迁徙，而在当时，这些原始人类新兴的定居点便实现了这个目的。

基于对古DNA的分析，琼斯认为这些迁徙者多为男性。更具体地说，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属于过剩劳动力。狩猎是男人们的传统工作，当农业取代狩猎时，琼斯认为这些男人无事可做。当今世界依然如此，过剩的男性不可计数，尤其是青年男性，这可能会产生问题。研究相关问题的政治学家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Hudson)和安德莉亚·邓波尔(Andreaden Boer)写道：“对于过剩的年轻男性，他们的行为也明显遵循一种可预测的模式。理论表明，与社会中的其他男性相比，他们倾向于通过恶行和暴乱来寻求满足感，并努力获取资源，使自己能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与别人竞争。”然而，1万年前，也许是因为电子游戏和白人民族主义尚未发明，这些人直接踏上了征程。琼斯认为，他们成了一群流浪汉，在所到之处推销商品，包括装饰性的贝壳、工具和武器等代表社会地位的物品，以及鹰嘴豆、无花果、豆类和不同种类的小麦等粮食作物，跨越千山万水，不断更换居所。琼斯写道：“他们向新地方的迁徙，成为形成当今世界人口分布形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