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

在列宁格勒读过的童年和少年

母亲在积满雪的街道上用雪橇拉着我。晚上，探照灯的光在天空中摸索着。母亲拖着我走过空荡荡的面包铺。它位于主颜圣容大教堂附近，离我家不远。这就是童年。

童年最可怕的回忆之一是与从切列波韦茨回列宁格勒连在一起的。人群在火车站包围着火车。火车启动时，一个残疾老人跟着列车跛行着，试图攀上车厢。车厢里有人向他泼开水。这是“人民大迁徙”中的一幕。

郊区——是世界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这是习惯性世界的结束，但也是更大、更多的非习惯性世界的开始。

我最强烈的童年或青年印象与彼得堡郊区寻常的天空和由此而来的广阔思想是连在一块的。当这种远景在你面前敞开的时候，它令人神魂颠倒，你将确信，一些极为出色的事物将会产生于这里。

年轻时你不会想任何形而上的东西，有的仅是相当多的迷茫。

我个人总是很想避开可预见的生活，以免成为惯性的牺牲品。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如果可以把茨维塔耶娃诗歌的内容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对于你们疯狂的世界，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拒绝。”

不能在“诗歌”这个词前面加上形容词。

在茨维塔耶娃这里，无论她写的是什么，声音永远是最重要的。她是对的。其实一切都是声音，所有声音汇成一种声音：“嘀——嗒，嘀——嗒。”

一个社会为自己对文化的漠视态度所付出的代价，首先就是公民的自由。文化视野的狭窄，必将导致政治视野的狭窄。没有什么能像自我文化阉割那样更能导致暴政了。之后，他们开始砍头，就会变得合乎逻辑。

一个人写作，在这个领域成功与否，并不能指望后代，而是要指望他写作时所用的语言。因为这也是他后代所指望的。

茨维塔耶娃确实是最真诚的俄罗斯诗人，这种真诚，首先是声音的真诚，就像人们因为疼痛而发出的叫喊那样。

在文学中，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体验是次要的东西。不同艺术门类所诉诸的材料，都具有各自无后坐力的线性推力。因此，形象的说，炮弹能飞多远，取决于它的材料，而不是体验。有些人的体验可能比茨维塔耶娃还要沉重，但是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掌握材料，能让材料服从于她。

被捕，精神病院，审判，流放

这家精神病院有许多反常的小伙子，护理员挑逗他们，用一些色情的手法。当这些小伙子勃起了，那些人就开始困住他们，扎硫磺针。每人人都以此为消遣。

世界上如果有些什么真的令我气氛难平，那就在俄国土地和农民身上。这真的气得我发疯！这些以土地为生的人，他们啥都没有了。这对于他们不仅仅是痛苦，而是连出路都没有了。即使让他们去城里，他们在那又能干什么呢？于是他们喝酒，沦落成酒鬼，痉挛、厮打，丧失了个性。一切都因为土地被毁了。

村子里的教堂早在1918年便被毁了。村民告诉我，苏维埃政权破坏了他们的教堂。但还有人在角落供上神像，与其说这是真正的信仰，不如说只是一种维持古风的一种尝试。

罗伯特·弗罗斯特

弗罗斯特叙事的主要力量不仅在于叙述，还在于议论。

所有的创作实质上就是自己的祷告。所有的创作都指向耳朵。

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改变它的语言、吐字发音，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在社会面前诗人只有一个义务，即写好诗。这个义务是对语言而言的。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语言的保护者和动力。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

在俄国，国家所使用的语言在很多方面不是俄语。这种语言被强烈地德意志化，被马克思论文的行话、被列宁与考茨基的争论所污染。这种行话，是为接近政治的人准备的用语。政权与文学的所有矛盾也由此而来。文学家所使用的语言与中央机构的行话不一致。掌管权力的人开始带着偏见和怀疑观察运用另一种词汇的人，需要证明他不是另类。有时间和有愿望的人证明了这点，有的则不去证明。这就是一些事情产生的原因。但今天俄国人民不用社论的语言讲话，苏维埃政权在所有方面往往得意，除了这点。

一般来说，制度只能从肉体上毁掉你。倘若制度毁掉了作为个人的你，这只证明你自己的脆弱。制度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它以最充分的形式显示出这种脆弱性，一般人的实质。

维·休·奥登

犯错的恐惧，缩小了诗人的可能性。

我一生中阅读过最伟大的见解之一，是在亚历山大时期一个小诗人那儿得到的。他说：“努力在生活中模仿时间，也就是努力变得沉稳、安静、避免极端。不特别能言善辩，力求单调。”他接着写道：“如果在生活中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要担心。因为一旦长逝，你横竖都是在模仿时间。”

在纽约的生活，亚历山大·戈都诺夫的逃亡

托马斯·曼在迁居美国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

诗人是靠声音、语调来工作的。内容对于他来说，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我倒认为，对于一个近代的俄国人来说，没有什么念头比逃亡更自然了。这是人的正常意识和心理状态。不过，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人似乎并没有这种情绪上的必需。

意大利和其他旅行

在罗马，出门进城就像是回家。城市就是客厅和卧室的延伸。

在彼得堡总是冬天，很冷。你在那里会彻底忘记其他的季节。

一般来说，要想真正了解某个国家或某一地方，必须要冬天去那里。因为在冬季，生活才更为真实，更受必然性的约束。在冬季，陌生生活的轮廓才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回忆阿赫玛托娃

和阿赫玛托娃聊天，或不过是和她喝茶，喝伏特加，你很快就变成基督徒——一个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比阅读有关文本或进入教堂更有效。在社会中诗人的角色也就归结为这一点。

初读伟大的诗人，总有某些令人非常激动的东西。你遇到的不仅是有趣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必然性。无疑，这才是伟大的诗人。

任何俄国作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承受广大听众给予的某种压力。然而，诗人内心深处都明白，他不是为听众而写。他写作，是因为他受到语言——也就是对缪斯的口授。他从事这种事业是为了自己的语言。

20世纪最优秀的俄语散文都是诗人写的。

诗歌的事业有着浓缩的原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阿赫玛托娃的主要隐语是她的格言，她是最高程度的格言诗人。她无论如何都不会写到第三页。她对历史持的是格言态度。

请注意，诗的最后一行产生的印象最深，因为它准备用全部的韵律动起来。

我感兴趣的不是情节，不是小说，而仅仅是文学，是写作。但往往长篇小说成了作家的目的。然而作家的目的应该是别的东西：用语言做中介去传达世界观。

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

诗人不能让自己高喊、狂叫，不管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当巨大的打击降临，你也要以一定的审美要求去观察加在身上的镣铐。

圣彼得堡：关于未来的回忆

安德烈·比托夫认为，彼得堡的一切都在培育人——大街、建筑物，甚至石头和水。也就是说你只要在城里闲逛，就可以获得文学教育。

在这座城市里个人总可以追求某个方向，那边的空间没有局限性，与大地浑然一体。由此而生的就是对不受束缚的自由的理想。

任何一种life-style在苏联都是触犯法律的罪行。客观的讲，如果你对文学感兴趣，就已经偏离航向，是对规范的违背。每一个或多或少真的搞文学的人，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到自己处于地下状态。……就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与体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与其说是与国家和体制关系紧张，不如说与周围的人关系紧张。

对我来说，生活是持续的逃避。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把自己的过去或多或少地保存在记忆中，尽量不要和它迎面相撞。

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语言的发展，而完全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话要说。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他是一位跨越了英语与俄语世界的文学奇才。生于1940年的列宁格勒，布罗茨基的前半生在苏联度过，他的大部分诗歌成就也是用俄语完成的；1972年，永别故土、定居美国的布罗茨基从零开始学习英语，进而一举成为英语世界卓越的散文大师之一。诚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给出的自我认知：“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 1986年，布罗茨基荣获“美国国家书评奖”，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选“美国桂冠诗人”。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致乌拉尼亚》，散文集《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散文《水印》等。

诗人琉璃姬：写作乃流星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