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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独立作家

楚梦：“独立作家”专栏作家。本名倪章荣，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出版杂文随笔集《骨头》、短篇小说集《那晚的月亮》、中篇小说集《雨打风吹去》、长篇小说《邪雨》，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近几年，我是越来越不想看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了，除了让人产生共鸣的好作品越来越少这个原因之外，更大的原因却是——当我发现了那些被我喜爱钦佩的作家们一个个都进入了组织或者本身就是组织里面的人之后，便有种吃了变质食品一样的感觉，阅读的热情锐减。可能别人认为我变态，无法理解。可我就是这样，变态也好，怪异也好，目前的状况是：对当代大多数作家的作品提不起阅读的兴趣。其实我这种心态也很好理解，想想希特勒组织拍摄的那些电影、制造的城市雕塑以及其他艺术作品吧，你能说那些都是在宣传法西斯？你能说它就没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你能说它不是艺术？可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欣赏呢？因为艺术是应该与真诚、善良和美好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这个基础，那它就是一种纯技术制品，就是假的，就如粪坑里生长出来的鲜花再漂亮也没有人喜欢。当然，我没有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与希特勒制造的作品相提并论的意思，但感觉有很大相似之处。

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既幼稚而又狂热的文学青年，对“拨乱反正”之后的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如痴如醉，特别是那些揭露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作品，那时候的我认为作家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就是真理的守护者。记得我当时特别喜欢汪曾祺的小说（因为我崇拜沈从文，汪自称是沈的学生，且作品风格相似），而且汪长期自称淡薄名利、有种看破红尘的味道，让我很钦佩。只要他有新作品出世，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弄过来欣赏的。还有铁凝、张炜、王蒙、贾平凹等人的作品，都让我爱不释手。那个时候年轻、阅历浅、认识也不够深刻，只知道读书，没想其他。直到有一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吧）在媒体上看到70岁高龄的汪曾祺光荣加入了组织，后又看到有关报道说汪是为了死后身上能盖上一面D旗。我突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汪曾祺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原来他并不是真正的淡薄名利！也难怪中国人一直被苦难所围困的，因为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人成为了工具和螺丝钉，没有人为大众说话了。

我现在认为，少几本书读无伤大雅，多说一句真话关系重大。

有一个事实与我的癖好没有任命关系，那就是当代作家的作品是越来越不忍卒读了。是不是与作家们都进入了组织有一定关系呢？据我所知，现在的中国作家们都特别热衷于名利，为了作协几个主席和副主席职位争得头破血流，作协机构里养了很多无所事事的人，没事做就在那里算计来算计去。为了获一个什么奖送礼跑关系丑态百出。这些都与我心目中的作家反差太大了。在我想来，作家就要以作品说话，靠作品立身，你加入那个作协干什么？你又何必要当那个官呢？如果说你的写作仅仅是你的一块敲门砖倒也可以理解，大千世界人各有求，当官也好发财也好都是正当祈求，问题是你却信誓旦旦说要当作家，把写作当作终身职业。这就让人不好理解了，尤其不好理解的是一些没有可能当官的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难道就是为了向像汪曾祺那样死后在尸体上盖面D旗？

想起了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尼尔·霍桑的小说《红字》。不同的是：海丝特·白兰的“红字”是别人强加的，是无可奈何的结果，而中国作家的“红字”是自己涂上去了，是心甘情愿的表达；海丝特·白兰通过自我救赎，让耻辱的“红字”变成善与美的象征，中国作家呢？

（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