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孔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同属“老五届”，只是不同级。按文革“固定”下“年级”，他是“中四”，我们是“中三”（1963级）。他是老大哥，老学长。知道他的名字很早，我们一入学，，系里安排一次“观摩学习”，把中四的学习笔记选了两种，让我们看。就是曲阜二孔的笔记。（另一“孔”是孔祥忍，后来也回山大做周来祥的研究生，改名叫“孔智光”）

如果不是“文革”，不同年级的同学可能不熟悉。文革一“串联”，不同系的同学都可能相互认识了，不要说同系同“派别”的了。他们“中四”藏龙卧虎，每出现一个“组织”，往往头目就是他们班的。可老孔不是“风云人物”，而是深藏不露。他不是某派的头头，后来却成了《红旗杂志》的联络员。

我1978年回山大读研时，他已经调回山大，不久成为中文系主任，后来中文系升格为“院”，就成了“院长”。因为专业不同，我与他接触不算多。只是因为老同学关系，聚会几次。

几次聚会，为何聚会，都记不清了。但是他言吐风趣，吉光片羽，仍然历历在目，不，在耳！

比如他说一次参加会议，宾馆服务小姐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回答“作协”的。小姐以为是“做鞋的”立刻就问“有便宜皮鞋吗”。

又如，一次他的老搭档、系总支书记解洪祥（中五的）已经“聪明绝顶”了。孔就说解是“荷尔蒙分泌过盛”。

还有一次，丁文芳老师也在座，（那时丁文芳已经是新成立的济南大学的校长了），老孔就玩笑说，现在山东大学“不行了”，以后就看济南大学的了。（大意是说，以城市命名的学校一般比以省名命名的名气大，比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等。）

……

以此冲淡痛别老学长的悲哀吧！（他的学术造诣和学者风范就不多说了，自有同专业专家和门生弟子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