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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九月间，宫中又传出一桩奇案。

九月二十一日，皇太后下旨，宫中贵妇永昌郡夫人翁氏降一级，她的“私身”（女奴）韩虫儿发配到尼姑庵带发修行。这则看似简单的处分决定背后所隐藏的离奇案情，则令开封政界目瞪口呆。

翁氏降级是因为受了韩虫儿的牵连，而韩虫儿这个卑微的女奴究竟能犯下什么样的过错，值得皇太后亲下教旨处分，甚至震惊开封政界呢？

在此之前，韩虫儿一直宣称，她肚子里怀了仁宗皇帝的龙种！她说，有一次，她去打水，仁宗皇帝看见有一条小龙沿着拴水桶的绳子爬了上来，这条小龙只有仁宗看见，旁边的人都没看见。仁宗觉得这是生儿子的吉兆，就召幸了韩虫儿，又留给她一个金钏做表记。然后，韩虫儿就怀孕了—至少是她觉得自己怀孕了。到得九月，仁宗皇帝已经驾崩五个月，韩虫儿肚子里的龙种也早该呱呱坠地了。可是，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九月十七日，太后下旨，传召产科医官十人、产婆三人入宫验看，并将韩虫儿身边的三名宫女送内侍省盘问，真相终于大白。

调查的结果很简单，打水的故事是韩虫儿想象出来的，仁宗根本没有召幸过她。就像大部分幽闭宫中的女子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女奴做着被皇帝临幸的美梦，她用想象做大了肚子—很可能是得了某种怪病，比如心包炎、肝部肿瘤，骗过了别人也骗过了自己，结果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忙。韩虫儿撒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理由却简单得可怜。她想要不挨打，每天都有好吃的！

韩虫儿诈孕事败露之后，曹太后通报了宰相。宰相们都主张处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奴。曹太后反对，她说：“把虫儿安置在寺姑庵里，目的就是要消除宫里宫外的怀疑。如果杀了虫儿，那些不知情的人必定会以为她真的生过皇子！”毫无疑问，在韩虫儿的处置问题上，曹太后的方案更稳妥。但是，当司马光等人仔细回想韩虫儿事件的整个过程时，却不能不为英宗捏了一把冷汗。韩虫儿怀孕是得到了曹太后肯定和保护的，自从虫儿自称有孕，太后就派了宫女专门照顾她，还每天拨给二千铜钱让她购买可口的食物。换言之，在诈孕被揭露以前，曹太后、翁夫人以及所有的知情人应当都认为，韩虫儿的肚子里仍然保留着仁宗最后的骨血。也就是说，如果那是个男孩，他就应当是仁宗的独生子，是仁宗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说得再直白一点，从四月到九月，在英宗即位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韩虫儿的肚子里一直隐藏着对英宗皇位最大的威胁，而那个威胁是曹太后所允许的！曹太后究竟意欲何为？！当然，也许曹太后绝无恶意，她只是作为仁宗的妻子和仁宗大家庭幸存的女性家长，本能地保护仁宗的龙裔。然而，当英宗与曹太后的关系恶化之后，就不由人不做邪恶的猜想了。

论家世背景、论个人经历，曹太后都应该懂一点政治。这位曹皇后是仁宗的第二任皇后，开国元勋曹彬（931—999）的亲孙女。曹彬何许人也？宋朝最成功的武官之一，职位最高做到枢密使，还获得了节度使兼名誉宰相的头衔。此公为人，谦虚低调，懂得藏锋。宋朝消灭南唐小朝廷—就是著名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的政权—战役的总指挥就是曹彬。他灭了南唐回开封来向太祖皇帝复命，那么大的功劳，报告书上的署衔却只写七个大字“奉敕江南干事回”！—奉皇帝的命令到江南出差回来了！低调务实，谨慎到极致，这就是曹氏家风。

论个人经历，曹太后是经过真磨砺的。她十八岁入宫，十九岁被仁宗以盛大典礼册封为皇后。这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次举行皇后册典，多年以后，宫中老人还在津津乐道它的无限风光。可是，这风光的皇后日子并不如意，她跟仁宗做了二十九年夫妻，却没有一次生育记录，而仁宗身边一直是内宠不断。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甚至曾经当面向曹皇后借华盖，要打着皇后的华盖出去玩。华盖是什么？那是皇后的仪仗，是皇后身份地位的标志！而张贵妃竟然敢开口来借。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曹皇后竟然就大大方方地同意了。到最后，还是仁宗觉得不妥，拦住了张贵妃。曹皇后的心胸，曹皇后的克制，可以想见。

只是这样大度、朴素、懂道理的女人，仁宗却未必喜欢。仁宗晚年，和曹皇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嘉祐元年（1056）正月中风之后，仁宗曾经有一次突然跑出来，大叫“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张茂则是个宦官，跟曹皇后关系很好，而仁宗则一向不喜欢他。闻听此言，张茂则立刻找了根绳子往房梁上一拴，要上吊自杀，还好被人及时发现，没有死成。宰相文彦博（1006—1097）闻知此事，咬着牙根儿对张茂则说了一句话：“你要是死了，让皇后还怎么活？！”听到这个话，不单是张茂则，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自此之后，一直到嘉祐八年（1063）初仁宗去世，在超过八年的时光里，曹皇后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到仁宗跟前去了，她只是名义上是后宫之主。

家传的低调务实，加上二十九年宫中磨砺所养成的隐忍顽强，造就了曹太后。出来垂帘听政也许只是偶然，只是出来之后，则难免恋栈。尤其是当母子、婆媳关系都变得高度紧张之后，曹太后当然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

到了约定的时辰，中书的四位领导人集体来到太后帘前。见礼已毕，韩琦隔着帘子呈上了英宗批示的文件，又隔着帘子解释，英宗的处理是如何的妥当。太后也是一边看一边连连说好，听起来心情似乎不错。时辰已到，按照事先的约定，曾公亮、欧阳修、赵概退出，韩琦单独留下来，向太后请求退休。

内东门小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只有风吹动帘子的声音。

太后当然明白韩琦的用意，她说：“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在此之前，类似“且容老身先退”的话，太后也是说过的，但是每次，只要皇帝、宰相客气两句，太后也就收回成命，“勉为其难”地继续垂帘了。照道理，就算是太后亲笔诏书求退，皇帝、宰相也是要适当挽留的。太后求退、皇帝慰留，这就是政治的礼文，是必须的虚文。

可是，让曹太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韩琦立刻稳稳地接住话茬，颂扬太后不贪恋权势，比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贤后都要贤德。例行的颂歌唱完，韩琦话锋一转，说道：“其实早有台谏官上疏请求皇太后还政给皇帝了，所以太后此心也是顺应众意。只是不知道太后打算哪天撤掉帘子呢？”

这最后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槌敲在鼓面上，曹太后只觉得心慌耳震，头晕目眩。

按照李焘（1115—1184）的记载，闻听此言，“太后遽起，琦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仪鸾司是负责宫廷陈设布置的机构。

太后突然站了起来，而就在太后起身的一刹那，韩琦厉声命令仪鸾司撤帘。帘子落下去之后，还能从屏风后面看见太后的裙角！

这一幕该怎么解读？“遽”的意思可以是“急，仓促”，还可以是“慌张”。太后突然站起来的本意，是打算接受韩琦的建议撤帘呢，还是对韩琦的冒犯感到紧张愤怒？不管怎么说，太后站起来了。而韩琦则在太后起身的那一瞬间对于“太后遽起”这个动作做出了“太后决定撤帘”的解释，然后立即厉声下令撤帘。

看到仪鸾司的官员真的动手拆帘子了，太后惊呆了，或者说吓傻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韩琦竟敢如此，当真是无礼之极。可是，没有了帘子的遮挡，皇太后一个女子，怎好在男人面前抛头露面？羞愧让皇太后本能地逃向了屏风，寻求安全的遮挡。

就在帘子落下来的那一刻，太后还没有完全绕过屏风，韩琦还有在旁边侍奉的官员、宦官都能看见她的裙角。

关于司马光，神宗和吕公著之间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神宗说：“光方直，如迂阔何？”司马光端方正直，只是迂腐，不通情理，可怎么好？！“方直而迂阔”，这就是神宗对司马光的总评价。不得不说，神宗真是“聪明绝人”。他看到了司马光的本质，不再怀疑司马光的政治倾向，但是也不欣赏这样的为人。

对此，吕公著的回答是：“孔子是圣人，可是子路说他迂；孟子是大贤人，当时的人也说他迂，司马光又怎么能免得了迂呢？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孔子之“迂”，见于《论语》。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君主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会首先做什么。孔子回答他“正名”。子路听了，很不以为然，说：“您可真够迂的，名有什么好正的呢？”然后孔子就说了一大段关于“正名”的话，其中最有名的句子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正名”的核心是恢复礼制、名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治安来说，这是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对于那些急性子的君主来说，这却又是最迂远、最无用的—巩固权力、练兵选将、增加国库收入，哪怕是修一段城墙，也比“正名”紧迫啊！子路笑话得有理。孟子的“迂”也是一样的，战国纷争，弱肉强食，君主们富国强兵、合纵连横尚且不暇，哪有时间听他讲什么“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圣王之道！

人算不如天算，神宗用张方平来解决财政困境的想法还是落了空。

就在司马光妥协就任翰林学士两天之后，治平四年（1067）十月初四，张方平丁忧离职—他的父亲去世了。神宗是极其不舍的，可是人子为父母服丧天经地义，便是皇帝也无法阻拦。张方平去后，神宗下令为他保留“参知政事”一职，虚位以待。大臣遭丧丁忧，若国事所需，是可以奉皇帝诏令提前结束哀悼，移孝为忠的，这叫做“夺情起复”。三个月之后，熙宁元年（1068）正月，神宗下诏张方平起复，遭到了拒绝。神宗又下令张方平在守孝期间可以享受较高的工资待遇，张方平也没有接受。

司马光说张方平贪婪猥琐，朱熹也说张方平人品“不好”，一个人品不好、贪婪猥琐的人会拒绝高官厚禄、甘心守孝，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二十七个月吗？我表示怀疑。在刘保衡的案子上，张方平的确有以权谋私的问题，这是事实；他为父亲服满了三年的丧期，这也是事实。而且，就像司马光所说的，张方平的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大赦以前。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也是可以悔改的，对吗？出于“道德洁癖”，司马光抓住八年以前的错误不放，对张方平的能力视而不见，自己也因此损失了神宗的信任，实在得不偿失。然而，司马光的脾性却恰恰是不计得失的，他所关心的只是是非—他所认定的是非。

神宗本来就有雄心壮志，与王安石交谈之后，更坚定了做一个“大有为之君”的理想。他向王安石问“施设之方”，要求王安石以书面形式陈述改革方案，姿态是迫不及待、跃跃欲试的。而王安石的反应却是出奇的淡定，他简直是拒绝了神宗，他告诉神宗“施设之方”不是急事、难事。这种欲擒故纵的态度，撩拨得神宗心痒难耐，对王安石的学问和主张更是充满了景仰和向往。

那么，王安石认为什么才是当务之急？“讲学”“择术”，确定指导思想。“愿陛下专心讲学，讲学明白之后，施设之方是不言而喻的。”“在陛下没有明确选定指导思想之前，我实在不敢具体报告施设之方。”在开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而要想获得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皇帝从思想上跟自己完全保持一致—这就是王安石强调“讲学”“择术”的目的所在。不得不说，王安石才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洞察人心，而且善用其术，政治手腕高明。这一点，司马光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作为政治人物，司马光太“单纯”了，简直像一个孩子。不止是司马光，王安石的政治手腕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政治家。与二十五年前的改革者范仲淹相比，王安石从容不迫，雍容大度。范仲淹的改革是被皇帝逼着匆忙上马的，而皇帝却自始至终都不曾给予他百分百的支持。王安石却能引得皇帝像学生一样来请教他乃至请求他。

王安石何德何能，竟有如此魅力？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他“才高八斗，学问宏富，为官难进易退，不贪图富贵”，三十余年来声名赫赫，道德文章，天下独步。人人都说，“王安石不出来也就罢了，他只要肯出来，立刻就会建成太平盛世，天下苍生都会得到恩泽”。他的好朋友韩维兄弟又在神宗耳边极力鼓吹。韩维是神宗的东宫旧臣，神宗即位之后颇得信任，而每当神宗夸奖韩维的想法好、主意妙的时候，韩维却总是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想法。”初相见之前，神宗心目中的王安石已经是头顶光环，“神一般的存在”了。这样的心理预期，是好事也是坏事，怕就怕所见非所想。然而，呈现在神宗面前的王安石却是侃侃而谈，意态昂扬，论国事深刻生动，说未来积极正面。真人比传说更精彩，神宗如何能够不倾心？！

站在神宗的角度来看，司马光说的都对，完全符合儒家的礼义原则，跟司马光“对呛”简直就等于自蹈于不义之地。可是合乎礼义的，却未必合人心意。回顾即位以来与司马光的一系列交道、冲突，神宗难免会觉得，司马光“对”得太厉害了，让人不愉快。而按照司马光的想法走下去，他就必须按捺一切冲动，小心谨慎，缩手缩脚。那当皇帝还有什么意思？神宗敬重而不喜欢司马光。这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当皇帝二十个月了，他已经学会用冠冕堂皇的空话套话，来对付像司马光这样的迂夫子。他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司马光就当了真，还在回忆录中暗示王安石妄改圣意。这是一种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便是，司马光明明看透了神宗的虚与委蛇，也不愿戳穿，有意让王安石来背黑锅。

吕诲说：“王安石喜欢标新立异，不通人情，轻信固执，喜欢别人迎合他，你听他说得天花乱坠、美不胜收，一旦落到实处就会出问题。”还有比吕诲更为先知先觉的人。王安石上台之前，已经有不少人警告过神宗王安石绝非宰相人选。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人缺乏度量。”这些批评强调的是什么？性格、作风，它决定了一个人如何处理与周围的人和事之间的关系。王安石恐怕得算是性格有缺陷的政治人物，他比较偏执。而司马光本人亦有着类似的问题，他的脾性也恰恰是不计得失，只重是非的。这一相似性使得司马光很容易把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忽略不计，甚至不自觉地欣赏接纳，直到他被这种东西所伤。

那么，司马光最重视什么？道德品质！司马光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对自己，他有着最高的道德标准，容不得一点瑕疵。对别人，他虽然不致如此苛刻，但是也欣赏道德高尚的人。司马光衡量人物优劣，道德具有“一票否决权”。比如，对于神宗选择的第一个理财人选张方平，论能力、论经验，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可是司马光坚决反对，就因为此人有以权谋私的贪腐记录，道德上有瑕疵。用道德标准衡量，王安石几乎是完美的，他早年辞馆职、辞京官，这些连司马光都做不到。司马光怎能不欣赏他？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道德高标遮住了司马光的眼睛，让他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低估了其他因素。

王安石给神宗讲过自己治理地方的经历。他做鄞县知县，趁农闲组织老百姓兴修水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下层农户发放粮食，到秋收的时候，加一点利息收回来，既解决了贫苦农户的吃饭问题，又更新了官仓的存粮，一举两得，公私两便，利国利民。这两件事都非常成功。可是，他后来做常州知州，打算修一条运河，结果却变成了烂尾工程。为什么在鄞县做什么什么成功，在常州却什么也做不成？王安石的结论是：他在鄞县任职三年，时间长，所有这些工程都是自己说了算，没有外力牵扯。而在常州，他一共就待了十个月，时间短不说，还受到上下两方面的掣肘，上级不支持，“转运使允许他调动的人力资源不足”；下级不配合，“督役者以病告”，再加上天工不作美，“雨淫不止”，所以只能是失败。王安石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神宗，如果想要打破陈规、做不同寻常的事，就必须把反对派甩开，不听、不看、不动摇。当然，对于这些反对派，也不能太过苛刻，还是要给出路、给待遇，把他们养起来，只要不惹事就行。把没用的官僚养起来，而不是直接撸了他们，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一点，应当是王安石从范仲淹新政的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教训。

韩琦想要告诉司马光的，无非是两个字—妥协，哪怕皇帝此时仍然坚持错误路线，也要留在皇帝身边，因为，留在皇帝身边才有可能影响政策。什么是妥协？妥协就是冲突各方在激烈的较量之后，各让一步，达成和解，建立平衡。能妥协才不会崩溃。妥协是一种智慧，而智慧要比聪明更高级。

韩琦与文彦博，都是范仲淹一辈的资深政治家。他们的儒学修养未必及得上司马光、王安石辈，却有着更丰富的政治经验，洞明世事。特别是韩琦，历事三朝，操持过两个皇帝的葬礼，把两个皇帝扶上龙床，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什么委屈没遭遇过？二十六岁，韩琦被派去管理左藏库。国库管理，“油水”很大，社会认可度很低。而韩琦是进士高科，二十岁一甲第二名及第，当时已经进入馆阁。人人都为韩琦抱屈，唯独他自己泰然处之，“凡职事未尝苟且”，最终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六十岁，扶助神宗顺利即位之后，为了让皇帝放心，他主动求退，要回河北老家休养，可是一旦西北边境形势危急，神宗相召，韩琦二话不说就奔赴了陕西前线。韩琦的人生不预设前提，他始终保持着内在的高标，勇于妥协，积极接纳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我。韩琦希望司马光能像自己一样，妥协，接纳，实现。

今天，当我们回看历史时，是先看到结果，然后逆溯其源起，最终在细节的堆垒中，看到最高统治者的个体生命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王朝历史的走向。而司马光却是在时间的顺序里，随着事件的推进，水滴石穿般地慢慢体悟到了命运的不可逆转。

宋朝优待高官，退休之后没有职务工资，收入减少，所以在退休之际，照例要提高级别，另加赏赐。这些应得的赏赐，范镇一样也没拿到。范镇退休之后，也没有远走，仍然踏踏实实地住在开封，就在王安石的眼皮子底下，每日里读书赋诗，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有朋友备下酒食来请他，哪怕对方贵为皇亲国戚，范镇也不拒绝，照吃不误。但是如果别人不请，那么范镇是绝不主动登门打扰的。司马光为范镇作传，赞美范镇是当世最勇敢的人，是“勇于内者也”。君子坦荡荡，这“君子”二字，范镇的确当得！然而，我们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也不得不对宋朝的政治大风气略表赞美—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他的敌人，他如此讨厌的一个人，也还可以在首都正常地居住和与人交往。

最后，我想感谢生活本身，它给我的一切好的、不太好的，都增加了我对生命的理解。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今年九十岁，我去看他，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就是想得开！”学历史学的人，多经历一点，是好事，只要“想得开”，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