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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英】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1950年，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用他对现代异化性的研究《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首开先河。1956年，又涌现出了大量作品，包括欧文·戈夫曼（Irving Go 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和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荒谬地长大》（Growing Up Absurd）。不久之后，存在主义非虚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也横空出世了，而作者正是保守派中的一员：汉娜·阿伦特。1963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文，后又将其丰富成为一本书。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犹太大屠杀的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事件。在旁听了审判，并观察到了他那种茫然的怪异反应后，阿伦特将他解释为一个终极版的穿灰色西装的人。在她看来，他是一个毫无头脑的官僚，受制于海德格尔所谓的那种“常人”，完全失去了人类的全部个性和责任。她将这种现象形容为“恶之平庸”。她的解读，以及书的启发内容，都引发了争议，但也让当时正处于道德恐慌中的读者十分着迷。不过，他们恐慌的不是极端信仰，而是其对立面：面目模糊、毫无头脑的顺从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了验证阿伦特的著作，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等研究人员完善了实验，进一步探索了人们在遵守命令方面可以走多远。结果令人震惊：看起来，如果有一个足够权威的人物命令的话，似乎每个人都愿意给别人施加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