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外祖母的奖状

 /

文／于坚

/ 

我外祖母在70岁的时候得到了一张奖状，是居民委员会发给她表彰她做好人好事的。当时我们十分意外，不知道外祖母做了什么好事。

外祖母是文盲，很少参加居委会的政治学习，一贯表现应该说是落后的。我外祖母自己也不明白，她说她天天在院里呆着，没做什么好事。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表彰的是她十几年如一日地打扫我们住的这个院子的卫生。

每天，外祖母都是这个院子起得最早的人，她一起床，就抹桌子、扫地，先把家里打扫得干干 净净、亮亮堂堂；然后就用一把细竹枝扎的扫帚打扫大院。这个院子相当大，要打扫干净，每天得一个多小时。外祖母每天６点钟开始做，到７点过，院子里的人纷纷起来，总是看见她在打扫院子，对此事早已习以为常。不知道是谁好事，在这件事持续了十多年之后（也就是我们一家搬到这个院子里来16年），向居委会报告了。外祖母于是成了“好人好事”。

外祖母拿着奖状，让我把上面的字念给她听，不知所措了几分钟，就把这张奖状搁到床垫底 下压起来了。她并不知道这样一张奖状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这与她的日常生活（扫地）有何关系，这件事她的母亲做过，她的姐妹们做过，勤劳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她继续“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直到去世。

中国有着长久的儒教传统，有许多东西，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什么为人原则、大是大非，而是天经地义，是一个人的常态、一种日常的生活规则、一个人和兽最基本的区别。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善先人者，谓之教；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父母能竭其力；见义不为，无勇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公事不私义；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这些都是中国伟大的圣贤在几千年前就说过的，这一切早已渗透在中国人血液中，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人的基本责任，像空气一样的文明。

但到了20世纪某个时期，忽然把这些都视为垃圾，极“左”年代的道德升华，更是把中国文明的某些常态的部分，形而上抽象升华到大是大非、榜样、 光荣、奖励、政治化的高度。其后果是，大众一方面与传统道德处于断裂状态，一方面对道德说教产生了逆反心理，而这种逆反又缺乏健康的道德来寄托，对道德政治化的反驳，是用非道德化来反驳，也可以说是以兽性来反驳。都说50年代道德风气好，我看恰恰是由于传统的惯性还在起作用。但“文革”却彻彻底底将伟大的中国文明降到了最低级的水平。已经荒唐到这种地步，有人在路上扶了老人一把，就是其他人的榜样。有人捡到钱包，交给有关部门，就在晚报的第一版表扬，好像这个国家人人都爱钱如命，捡到个钱包上交已经类似“国难识忠臣”了。古代有动用国家舆论工具表彰拾金不昧的“壮举”的例子吗？甚至，公职人员不接受贿赂，医生不收红包，学生上课不迟到、尊敬老师也成了需要表彰奖励的美德。“公事有公利，无私忌”（见《左传·昭公三年》），先人早就说，就是本职，不是什么应该大力表扬提倡的。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孕妇让座，应该是尽人皆知的品德吧。道德水平已经到了不作恶就是君子，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圣贤的地步了吗？古代中国君子的尺度要高得多，至少得“留取丹心 照汗青”吧。现在要当个君子太容易了，行点小善，拾金不昧罢了。

道德重建，重要的是将道德作为人在世界上的基本责任而不是人的终极目标。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做什么人的问题，其教育方向应该是：如何做。例如，教育孩子，不是教育他好孩子要尊敬老人，而是具体地教育他们：在车上，遇到没有座位的老人应当做什么；在街上，遇见小偷应当做什么。做“好人好事”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好而做，而应是作为人的基本准则而做。这样做是一个孩子的基本责任，而不是他的非常责任。

这样做应该像鞋带散了再系起来一样自然、日常而普遍。

/

（于坚随笔集《棕皮手记》第215-217页，本编辑将原文多分了几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