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儿落下

消息源于日本共同会社，黑龙江方正县为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立碑。却是真有这样的事，有方正县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的表示：“和所属国家无关，死去的日本人也有他们的名字，我们是带着反省历史祈愿和平的想法立碑的。”，好一个反省历史祈愿和平！领导的境界果然是高的，有了国际人士的风范了。中国曾经是被打过的，打我们的就是日本人。他们打人、杀人、炸毁城市、摧毁村庄，且派来他们的国民，圈地、居住、生活，不是以客居的身份的，而是以主人的“理所当然”。这些日本人就是“满洲开拓团”。但历史书告诉我们，“满洲”只是个充满耻辱和罪恶的历史词。今天，这个词却又要复活了，不是实际的复活，而是精神上的复活，且要被立碑为永久。不是出于日本人，乃是出于中国人——自然的，是代表国民的中国政府的人。目的是出于反省历史祈愿和平，这话是无可反驳的了，这却也只是个良好的祝愿，否则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惨痛的记忆，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反省才是应当的，我们曾经为什么不能被和平呢？如果是反省侵略暴行——在可能的前提下，那应该在日本国立碑。然而在日本的碑却叫“靖国神社”，是为了供奉的。

既有国际人士的风范，是不是更应该或至少同时也有国民之精神呢？在现代社会，人以平等和尊严而立，民族亦然。为侵略者立碑，是丧失尊严的行为，是自沦下贱的行为，我们中国人认为，立碑者，乃是出于对祖先或为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的纪念和尊敬。“满洲开拓团”之日本人，为日本国侵华行动之组成，黑龙江方正县政府却如此量民众之物力，结倭寇之欢心，还要冠冕堂皇的为认贼作父行为辩护，令国人蒙羞。照领导的意思，中国人们的八年抗战以及甲午诸战争，死在中国的日本人难道都要一一给他们立碑吗？如果要为侵略者的伟大立碑，何不当时就投降做奴隶呢？然而中国人们的八年抗战，我们没有投降，没有气馁，更没有认贼作父，而是通过坚忍的斗争，赶走了侵略者。今天，藉着一系列令国民窒息的宏伟壮观的强盛场景，我中华官吏虽不及汉唐盛时鄙之以蛮夷，断不至于如此没有骨气，反要认侵略者为祖宗或英雄的。可见，国家之基础，实不在于GDP，乃始发于国家之精神。诚如梁启超所言：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

 “碑具”既已生，国人渐已醒。官僚之所以大胆于逆全民之所愿，自奴隶于倭寇，一是出于官僚手中绝对集中的权力，奴隶民众之本性，官僚控制民众集体之资源，可以任意使用之，或曰“有正当之程序”，有“代表大会之审议”，实则官僚之“程序”，官僚之“代表”，民众观之只如戏剧。二是自奴隶者，亦为官僚之本性，下级官僚无不是上级官僚之奴隶，此次为倭寇立碑，亦无非官僚之私利，结倭人之欢心，得倭人之投资，以讨上级之欢心，增加自己升官的筹码。

终究，政治可得代表，经济可得代表，文化可得代表，然而，民族之基本精神，自由之内心确信，古往今来，无不昭然于每个具体人的心中，是代表不了的。所以，这个“碑具”，在中国人们的心中毫无分量，并不是中华民族在外的悲剧，因为我们在将要奴隶于人的时候尚且奋起反抗，且成功得自由，而只是另外一种属于我们在内的悲剧：理应作为主人的中国国民对自己家中的“仆人”管教无方。“仆人”的作恶，莫不在于主人的无能，人之无能，莫不出于心志之软弱，认识之狭隘，国人啊，我们的奴役之路何其漫长，不要失丧忧患之心，GDP的强盛并不是国家真正的强盛，大清国的GDP即使是到了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仍占全世界GDP的33%，比美国加欧洲的总和还多得多，但财富掌握在权贵的手中，他们的心志被权力和财富捆绑，他们不是浪费消耗，就是拱手送人，他们的心志是必然的软弱的。我们却要清醒和刚强，因为国家就是每个人祖辈以来长期居住的土地，属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没有移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