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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英宗嘉祐元年（1056年），48岁的苏洵率21岁的大儿子苏轼、19岁的二儿子苏辙，来到国都汴梁城，参加大宋的进士科考试，也可以说是北宋的“高考”吧。
       考卷发下来，苏轼铺开卷子，一看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赏罚要厚道”。古代作文题目讲究来源，一定要引经据典，这个作文题就出自于《尚书·大禹谟》里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刑罚上有疑问，就从轻处理；奖赏上有疑问，就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这是最忠厚的做法。
       苏轼当年读书是为了应试，正如他自己所说：“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因此，对于应试经典，苏轼相当精熟，他知道这是儒家的观点，对于刑罚和赏赐，前者从轻，后者优厚，以显大宋仁厚治天下之风。文章的主题确立后，该用什么文字风格作文？苏轼了解到主考官欧阳修老师最痛恨华丽花哨的文风，他主张写文章要浅显明白，用平实的文字表达深远的思想，所以，苏轼告诉自己，今天的作文绝对不能写得华丽。
       主题和文字风格确定了，用什么表达方式就显得尤其重要。如何以特别的表达方式在考场上一鸣惊人，给主考官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苏轼思考的关键问题。为了出彩，苏轼决定冒险赌一把。

       于是，苏轼虚构了两个原型来自于周公的故事。他要通过故事来表达文章的主题！
       故事1：话说上古时期，尧和最高法官皋陶亲自审理一起刑事案件，皋陶连续三次判囚犯死刑，尧却连续三次否决，决定宽赦被审人。
　　故事2：还是尧。当时的四方首领推荐大禹的老爸鲧任职，尧说：“鲧这人靠不住，不听命令，羞辱家族，不能用。”四方首领却坚持推荐鲧，尧动摇了，说：“那好，试试吧。”
       这两个案例论证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司法思想：“罪疑唯轻，功疑唯重。与其是不辜，宁失不经。”判罪有疑惑，那就轻判；授功时存疑，那就从厚。与其杀掉无罪之人，不如违背法律放走有罪的人。总之，判决不能伤及无辜，奖赏宁可有点滥；判罪的事情谨慎点，奖赏的事情宽松点。这就是厚道。
   
       苏轼在考卷上写的两个故事，将儒家抽象复杂的司法理念阐述得生动明晰又极富层次，胜过千万句纯理论性的表述。到开榜那天，写故事的苏轼居然中了，而且高居第二名！
  
       其实，苏轼本来可以录为第一名的。话说考卷到了主考老师那里，欧阳修打开苏轼的作文，顿感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他看到的这作文，不涂脂抹粉，不花哨华丽，不卖关子显摆深奥，文字平易却又生动活泼。这很合欧阳老师的胃口，而且还让他觉得自己在文化上后继有人，因此，老先生欢天喜地说了句：“这后生有出息，俺欧阳以后得给他让路。”此时，副改卷官梅尧臣在旁边加了一句：“这考生的文字好像孟子。”这就更了不得了，孟子可是欧阳修的偶像，大大加分呀。不过，欧阳考官是个清廉怕嫌疑的人，他担心这个考生是他的熟人曾巩，于是略一犹豫，便只给了第二名。
   
       苏轼的成功之道是，他在苦读书的同时，能敏感地了解时代文脉的发展方向，正确把握时代的脉搏。苏轼没有读死书，他能广泛收集信息，感知新的动向，然后根据新的动向，来决定自己的文风。所以，他这一着险棋赌成功了。这并非侥幸，而是必然。

       考试成绩公榜后，苏轼去拜谢欧阳修、梅尧臣。欧阳修问：“尧和皋陶的典故，是哪本书上的？”苏轼如实回答：“想当然耳。”师生相视而笑。故事可以是虚构的，但思想却是真实的。接着，苏轼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感激，说自己因为忙着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来京城一年多了，都没能上门拜访，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没有任何人替我打点，替我做推荐，“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却没料想到今天竟中了榜眼，前辈的恩惠小辈没齿难忘呀。
       之后，苏轼还给副主考官梅尧臣写了一封感谢信，直称梅老师您不是大官，却是大贤。大官和大贤有什么区别呢？周公是大官，却兄弟不和，遭人误解，精神世界很不欢乐。孔子呢，是大圣大贤，却乐陶陶的，跟学生们过着快乐简单的日子。言下之意就是说，梅老师您就是孔子。接着，苏轼在信里写道，自己的文章能被老师赏识，证明您是我的知己，能有大贤做我的知己，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我希望能成为您这位大贤的门徒，“有大贤焉而为其徒，轼愿与闻焉”。就是说，以后梅老师有什么高见，我一定要来好好恭听。这篇感激信，也是一篇名文，叫《上梅直讲书》。
       苏轼不愧是大文豪，应试作文和感谢信都能写成千古流传的名文。

 

感谢博友 白芍不了情 赠玉

本有经天济世才，党争不息便成灾。
不言苏轼千秋恨，笑看词宗锦绣开。

感谢博友 新国猴 赠玉

苏轼应试写名文，全靠知厚思维敏；
惩罚存疑取向轻，奖赏尽量多惠人。
读着古史识当今，总结经验取教训；
 动用法律行威慑，宣传正能引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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