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之日秋风劲 登高览胜好欢欣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广州市民历来有重阳节前后登白云山转运的习俗，今年重阳节适逢国庆长假，广州刚刚送走两个台风，酷暑尽消，秋风飒爽，非常适宜登高与郊游。据有关部门统计，从昨日中午12时至晚上10时，登高的市民已经达到4．5万人次，比去年增加36%。广州市市长万庆良等领导也来到白云山，视察重阳期间的登高安全工作，并和市民一起欣赏羊城璀璨夜景。
    重阳登高，由来已久。早在西汉，《长安志》中就有汉代京城九月九日时人们游玩观景之记载。在东晋时，有著名的“龙山落帽”故事。据《晋书》中《孟嘉传》载，九月重阳这天，晋朝大司马桓温及参军大将孟嘉等人登上龙山(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一座山)，孟嘉观赏山景，连帽被风吹走也不知道。桓温叫人作文笑他，他也不示弱，作文答辩，一时传为佳话。
　　南朝时，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一个神异的故事：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游学，费长房要他在重阳这天让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并登高，饮菊花酒，才可免祸。桓景照办了，才逃脱灾祸。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出重阳时人们的避邪除灾心理。
　　当然，人们登高也不单是攀登而已，还要观赏山上的红叶野花，并饮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与野宴结合起来，更有吸引力。如隋时孙思邈《千金方·月令》：“重阳日，必以看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记隋代风俗，已与后世近似。在南宋的《梦粱录》卷五载：“日月梭飞，转盼重阳。……是日‘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菊’，正是故事。”南宋韩元吉《水调歌头·九日》上片：“今日我重九，莫负菊花开。试寻高处，携手摄展上崔嵬。放目苍崖万仞，云护晓霜成阵，知我与君来。古寺倚修竹，飞槛绝尖埃。”描写了重阳赏菊及登高观景的韵致。
    据悉，在上海，因为附近无山丘，市民便把沪南丹风楼及豫园的大假山作为登高雅集之所，也相聚甚欢。而北京的市民，重阳节喜登香山，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因唐代王勃于重阳节在阁上写出千古名文《滕王阁序》，而闻名天下，成为当地市民登高的首选。至于湖北江陵龙山上的纪念晋代孟嘉落帽的落帽台古迹，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登高。
  
　　关于重阳登高习俗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可能源于古代对山神的崇拜，人们认为山神能使人免除灾害。所以，人们在“阳极必变”的重阳之日，要离开家前往山上游玩，以躲避灾祸。最初，还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一种娱乐活动。古代认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九日，月、日均为老阳之数，不吉利。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求长寿的活动，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称九为“宜于长久”之数。这是明代谢肇制《五杂咀》中的看法。
　　另一说重阳时节，秋收已经完毕，农事相对比较空闲。这时山野里的野果、药材之类又正是成熟的季节，农民纷纷上山采集野果、药材和供副业用的植物原料。农民把这种上山采集叫做“小秋收”。登高的风俗最初可能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的。至于集中到重阳这一天，则是后来的事了。那意思是以此作为一种象征，起点提倡作用，正像春天宜于植树，人们就定个植树节的道理一样。此外，重阳节期间天气晴朗，气温凉爽，适宜郊游和登高望远。
　　各地重阳节还有佩茱萸、簪菊花的风俗，因此重阳节又称为“茱萸节”。茱萸雅号“辟邪翁”，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唐代就很盛行，人们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茱萸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称为茱萸囊，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因菊花又名“延寿客”。从唐代起，重阳节时人们就很喜欢佩戴菊花，随后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也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所以说，茱萸和菊花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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