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侯”是统称，一般指封爵。古代做官一般不能世袭，所以官员的后代也会落魄，有“富不过三代“之称。而封爵之后，能够世袭爵位，代代“吃皇粮”。所以封爵是当时人们的终极奋斗目标。   

封侯自中国先秦时代开始，已有君主赐封侯爵，是周朝封建五等爵的第二等。《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朝诸侯国中侯爵国有鲁国、齐国、陈国等。

秦朝、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彻侯）、关内侯。列侯（彻侯）以一县为食邑，并得以自置吏于封地；关内侯有食邑、封户，只能衣租食税。 

汉高帝得天下，大封宗室功臣，并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
而汉制非封侯不得拜相。刘邦建汉之初封了十八位功臣一百四十五位侯。

汉初宰相：萧何（高帝相），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惠帝，吕后相），周勃、灌婴、张苍、申屠佳（文帝相）都是军人封侯拜相。 

汉初的功臣封侯是凭“军功”封侯，“军功”乃奋勇杀敌的军功！假如你功劳卓著，但不是军功，那自然封不了侯的。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的曹参军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

《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军功：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史记·樊哙传》记载的樊哙军功：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从以上可以看出曹参、灌婴、樊哙的受封是因为立了战功，别人不敢议论什么，毕竟他们军功显赫。从刘邦起兵开始，诸将的军功都被一一记载下来，因功分封的时候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为文臣的随何、陆贾，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大功之臣，但在汉初，凭口舌所立的功劳不足挂齿。

我们再来看看汉初萧何、张良等人封侯时的状况。萧何封侯时，刘邦认为他功居首位，因而封他为酂（cuó）侯，封地也最多。功臣们一看，群起反对。这样的集体抗议对刘邦来说还是第一次碰到。大臣们说，我们身被铠甲，手执兵器，久经沙场，多者身经百余次战斗，少者也有好几十次，“攻城略地”，各有多寡，萧何他没有任何“汗马之劳”，没有打过一次仗，仅靠舞文弄墨，发表意见，如今论功反在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将领们之上，这是为什么（何也）？

我们当然了解，萧何的功劳绝对不在这些将领们之下，单就后勤保障这一条来说，已经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若是一两个功臣闹别扭提意见，倒还可以敷衍一下，但这次毕竟是集体抗议（功臣皆曰），不能不重视！

这集体提意见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功劳”的标准有着一致看法，那就是：一切以军功为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众人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

刘邦面对功臣们的集体抗议，是这样辩解的，你们见过打猎的吗？众臣回答，见过。刘邦又问，你们见过猎狗吗？大家说，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猎物的是什么？猎狗。发出指令要猎狗追杀猎物的是谁？猎人。你们攻城略地，奋勇杀敌，是有功之狗；萧何，则是发指令的猎人，是有功之人。更何况，你们追随我，多则两三人，少则一个人，萧何可是全族数十人都跟着我，这个功，怎么能忘！大家听了刘邦的辩解都无话可说了。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封侯时也与萧何一样——群起反对。《史记·留侯世家》里写道：“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良未尝有战斗功。”这个“战斗功”就是军功！刘邦心里明白，按照军功封侯的标准，张良怎么也扯不上干系，索性亲自站出来为张良说话：“运筹策帷幄，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大家想想，就连萧何、张良封侯群臣都反对，可见汉初军功封侯的标准着实存在不足。西汉文臣陆贾成功出使南越国，使南越归顺大汉，不费一兵一卒避免的一场战争，可见功劳是显著的，但由于当时军功封侯的标准已定，使很多文臣失去封侯机会。

刘邦建立大汉初年以军功封侯顺应了功臣们的诉求，切实地巩固了西汉政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大家都知道，西汉初年军功封侯是一种权宜之策，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想要再立军功对每一位朝臣来说都是难上加难。因此，西汉的封侯制度势必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军功封侯是以军功大小来判定，这就必然会致使没有军功但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有过重大贡献的人，失去封侯的机会。（刘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