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公元220年~280年，另有184年、190年或208年起始说），是中国历史上东汉与西晋之间的分裂对峙时期，有魏（曹魏）、蜀（蜀汉）、吴（东吴）三个政权。三国时代波澜壮阔，充满生机，常引起后人追思。在三国时期，不论大小强弱，都必然有他独特的优势，方能得以生存发展，这似乎是不用怀疑的，这也是一种必然使然。

三国初期政治优势之比较，曹操“挟天子”策略虽然提出是慢于袁绍，但行动却是快于其他军阀。多数人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军事生涯中的一步棋，而且是最成功的。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的谋士毛蚧给割据兖州的曹操一个重要的建议。毛蚧说：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业可成也。

即是说，在当时非常动乱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举眼望去，袁绍、刘表虽然实力强大，却目光短浅，成不了气候。要成就霸业，需要正义和实力，因此，应当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这里虽然说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实质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只不过是站在曹操的立场，将这个话说得好听些罢了。

曹操立即将毛蚧的建议交付众谋士讨论。当时的汉献帝经董卓、李傕之乱，虽已逃出长安返回洛阳，却连自己与群臣的衣食住房都无法解决。这样的皇帝，没有哪个看得起，说得不好听就是个“烫手的山芋”。所以许多人反对毛蚧迎天子的建议。但是，荀彧却支持毛蚧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

即是说，搞政治斗争，需要有一面正义的旗帜，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现实也是如此，曹操就一贯是正义的代表，所以事业能够发展。现在天子在危难中，正是曹操不应错过的时机。应该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大公无私以降服豪强，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

从各方面利益的权衡，曹操采纳了毛蚧和荀彧的建议，接手了汉献帝这个“烫手的山芋”。兴平三年（196年），曹操将被困于洛阳，衣食无着的汉献帝接到许县(今河南许昌)，并改兴平三年为建安元年。曹操被封为大将军。于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局面形成。曹操利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政治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由于连年战争，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极为缺乏，许多军阀都因为没有粮食而在战争中失利。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亦为了落实毛蚧“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曹操从建安元年开始在许多县招募流亡的农民，实行屯田。屯田使大批流民又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许多荒芜的农田又逐渐种上了庄稼，残破不堪的中原地区的生产得以改变。史载屯田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以后继续向各地推广，“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粮问题的解决，保证了战争的供给。

曹操为了增强力量，广泛招揽各方面的人才。他多次下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只要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可以提拔重用。所以，在曹操的政权中包括了各阶层有才能的人，史书说他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在各地拥兵自雄的军阀中,曹操不失为一位较有远识卓见的人物。他的上述举措，为自己取得了牢固的地位。他正是依靠“挟天子”的优越政治地位、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一群谋士猛将的文武才略，才先后大破张绣、刘表联军，击败了在淮南称帝的袁术，擒杀了盘据徐州的吕布，占领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到建安五年(200年)，发生官渡之战，曹操大破在北方唯一可以与其相抗衡的主要敌手袁绍，又乘胜继续北进。建安六年(201年)，再败袁绍于苍亭。次年袁绍病死，袁氏集团发生内讧。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利用袁绍儿子袁尚、袁谭互相攻伐之机，袭取袁氏老巢邺城，占据了袁绍统治的地区。接着，曹操又平定乌桓，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

诚然，曹操的“挟天子”策略对他的发展并非是只有利而无弊的：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割据势力是希望被朝廷管辖着的，更别说是被另外一个势力以朝廷的名义来管辖着，所以曹操“挟天子”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那些地方割据势力的“眼中钉”，而“挟天子”的本身又正好提供了最恰当的口实和证据，于是“汉贼”、“奸雄”等污蔑之词也接踵而来；对曹操借天子旗号的行为，有实力的军阀根本不认，所以袁术仍然称帝，袁绍发动进攻曹操的官渡之战，孙权、刘备在赤壁战中大败曹操；曹操势力大盛后，一些仍然忠心于东汉的旧臣对曹操日益篡权非常不满，如有大功于曹操的荀彧，便反对曹操进爵国公，二人从此貌合神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更有吉本、耿纪、韦晃等发动叛乱，都是其集团内部发生分裂的表现。但是，比较起来，这些“弊”与曹操成为三国创建时期最早奠定立国基础的强大势力集团之“利”，显然“挟天子”策略应该说是极其成功的。（刘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