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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文化中心贵州威宁石门坎简介

(2015-09-23 09: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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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石门坎




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然而在1905年,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这里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中国现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在西方人眼中拥有“文化圣地”、“海外天国”、“云的那一边”等美誉。

基本信息

中文名:石门坎别称:苗语:hmaoblisnaf;“石门乡”所属地区:中国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人口:14000人(2008年)地理位置:石门坎位于贵州西北部的威宁县,与云南昭通交界,系黔西北高寒山区。著名景点:石门坎足球场旧址地域名人:杨汉先、张超伦电话区码:0857邮编区码:551700

概述

半个多世纪以前,这个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一度从偏远落后的状态,一跃变成“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曾经担任过威宁县教育局局长的杨忠信称,自从1905年传教士柏格理将现代教育带入这个村庄时开始,在那些长满杂草、如今被用来拴牛的地方,曾经生长出一枚中国早期最优秀的现代教育的硕果。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种教育还远近闻名。[1] 

西式办学

当时的足球场

办学之前

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和周围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样,不仅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当时,附近苗寨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数到两位数。几个寨子里才能找出一两个老人懂汉语,这些老人很受欢迎,因为所有人上街赶场都要接上他们,充当翻译。  


成立学校

1905年,直到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开始在石门坎兴建学校,并于第二年开始招生,开启了让当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 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方性氟病的地点。这让石门坎变成学者笔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和“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柏格理为石门坎带来了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能碰到英语能力很强的老人。

关于伯格理办学校的事情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他向当地的彝族首领要一块地,说只需要“一张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领以为微不足道,答应把这块地送给他,这位牧师于是将牛皮割成细条,最后围起来的土地足有80多亩。 

这座最初只有一个“初小班”的学校,逐步发展扩大。到1912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一个完善的小学,设有高级、初级班以及男女两部,并取名为“光华小学”。柏格理还在学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等这些当地人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但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冬季穿的都是单薄衣裤和草鞋,上课时有的同学只得提上个暖手的木炭火炉,夜间,一床薄羊毛毡半边做垫半边盖,寒冷难眠;夏天,一吹熄灯号,壁蚤成群结队,咬得人难以入睡。

教书之外,石门坎推行平民教育,帮助人们脱盲。当时,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大花苗人,都能通读朱焕章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    


兴盛苗族文化

除了办学校,柏格理还着手整理苗族文字和文化。当时,苗族并没有文字,人们靠着古代歌谣传承历史故事。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经过几次失败,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文字分“小字母”和“大字母”,用小字母表示声调,里头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以及自创的几何图形。柏格理还研究了当地苗族的服装,从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这套文字在许多村寨沿用下来,直到今天。 


带入足球运动

伯格理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带到了石门坎,这让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近闻名。

除此之外,伯格理还重视体育精神,30年代的石门坎有着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这成为石门坎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有文艺课、体育课,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项活动。

1934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说了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专门带着他的军人足球队前来比赛,结果输了两场,赢了一场。临走时,这名司令员硬是带走了当地的几名球员。  

1932年,石门坎的运动会已经开到第21届,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运动队前来参加,连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威宁县县长雷新民也亲临现场。有人略作统计,发现比赛内容包括学生团体操、田径、跳远、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三路弹腿、拳术等。  

到1934年,第23届石门坎运动会,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群众,足有两万多人。  

这样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当地许多人坚信,在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而在1959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3]

重视生活教育

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中,有识字,有劝学,有幽默诙谐的小故事,还有农业选种、耕种知识,文字接近口语,通俗活泼。 其中“分工合作”一课中写道:“农人种稻麦,裁缝做衣服,工人造房子,商人通有无,大家分工,大家合作,人类的生活才能满足。”插图栩栩如生,一目了然,识字和传授经济学常识兼而有之。 

除了教授现代知识,光华学校的教育者们重视在当地开展乡土教育和实业教育。石门坎乡村教会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推广部成立的时候,苗族人王明基拟定《推广实施大纲》,包括成立生产合作社,试办小规模农场、民众教育和协助乡村卫生事业等,推广部还组建了毛纺厂,普及织布技术;大批苗族青年被送往外地,学习各种外来技术。 

提倡继续教育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决定选择其中的优秀学生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到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了石门,并成为当地第一代苗族教师。此后,这个传统延续下来。在这个过去从没有过现代教育的地方,一批又一批孩子出发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光华学校变成了一座拥有小学和中学的现代学校。20世纪的上半叶,这里的毕业生,有很多考取过硕士生、博士生,其中有10多人曾担任省部级的高官。 

注重品德教育

从石门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本科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学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曾卖马送学生出去继续深造,在这样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硕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轮毕业后,曾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行医,为苗人治病。   

在这些教师的熏陶下,石门坎的学校里朝气蓬勃,这从石门坎教师亲手创作的劝学励志歌《书读不好我不回头》:“世上无难事,只怕不用心,书读不好,我不回头,再苦再累,定要学深学透。” 中可见一斑。而每当客人来访,全校都要礼貌地迎送二三里地,师生们不卑不亢,粗茶淡饭以招待宾客。  

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当时,县城的两所中学都停办了,石门坎中学也面临教会津贴中断、政府还没接管的窘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但是石门坎上空的读书声一天都没断过。 

鼎盛时期的石门坎

石门坎的交通并不发达,即使在2011年,贵州的公路网也很少延伸到石门坎。但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事例来讲述石门坎的发达程度:如果要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地址,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地送到这里。[2]

毕业生还在当地建起麻风病院,开了中国西南部人道对待传染病患者之先河。直到今天,仍有患者住在那里。经过几年努力,到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在这个山村中,有医院、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手工业和农业实业推广部,甚至有邮政代办所。[4] 

伯格理其人

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换下洋服,换成一身中国式的打扮——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人一同吃住。据当地传说,他为人和蔼,十分尊重苗族人,路上不管遇到谁,总是先让道,口里说声“得罪”。  

1915年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51岁的伯格理校长因护理患伤寒症的学生染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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