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造成《边城》中的人物悲剧性原因究竟是什么
(2010-08-23 10: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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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车路渡船翠翠湘西教育 |
分类： 高中语文必修课教学 |
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对《边城》的创作意图作过这样的阐释：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情节发展的主线，即叙述学所谓叙述核心，是翠翠与傩送爱情的演变。构成作品情节冲突的，是人物主观精神上对爱情的自由追求，与这种追求在客观现实中难于实现的矛盾。从作为叙述核心的情节链中，清晰地呈现出两组主要人物关系，即一，傩送——翠翠——天保；二、翠翠——傩送——团总女儿。这两组主要人物关系的叙事构成小说两大叙述序列。
在第一组三人关系中，是天保、傩送兄弟二人同时爱上了翠翠被置于选择的中心。而这种选择，是由两个特定的意象，即车路—马路的矛盾对立获得呈示的。于是，我们获得了有关这一组三人关系叙事的深层结构的结构方图：
在第二组三人关系中的，是翠翠爱上了傩送，而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派人传话，要以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将女儿配嫁给傩送。在这里，傩送被置于选择的中心。这种选择，也是由两个特定的意象，即渡船和碾坊的矛盾对立获得呈示的。于是，我们又获得了有关这一组三人关系叙事的结构方图：
小说有关这两组三人关系的叙事，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翠翠自始至终选择的是傩送，始终不渝初衷；而傩送从第一次在河边邂逅翠翠起，也一直爱着翠翠，其最终选择也是在翠翠一边。而边城中又如此的民风纯朴，人人善良，即不存在明显的、人格化的“棒打鸳鸯散”的邪恶势力，也没有窜掇其间，挑拨离间的小人。可是，小说的最终结局却是悲剧性的。那么，造成这一悲剧性原因究竟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小说展示的全部人物关系入手。《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围绕着上述两组人物关系建立起来的。
先看围绕第一组三人关系中建立的其他人物关系。
在这里，杨马兵作为媒人，代表天保到渡口提亲，无疑是认同车路的，是天保的代言人；而这一行动是获得顺顺认可与授权认可的，顺顺也站在车路一边。而老船工却经历了一个从车路到马路的变化过程。起始，杨马兵探口风时，他就提出车路——马路让天保选择，天保选择车路，他也很高兴，并对翠翠：“你嫁了他，算是命好!”到他明白翠翠爱的是傩送而不是天保后，其态度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车路转向马路。——他要让翠翠自己做主!其全部行动的出发点，是为了翠翠好，为了翠翠所托得人，这在他的心灵深处，是要极力避免当年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这涉及到小说设置的那个“前故事”。翠翠父母当年唱歌恋爱，最后因“结婚不成”双方殉情的往事。女儿当年的悲剧成为横梗在老船工心头，始终无法消弭的伤痕。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翠翠是否正在步母亲的后尘。
老船夫……夜里躺在床上便常常陷入一种沉思里去，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再想下去便是……想到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象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正是这一片苦心，导致老船夫没有爽快的答应天保的提亲，并最终拒绝了翠翠与天保的婚事。可是，第一组三人关系的演变却导致了天保的死亡。这一结果又被带入第二组三人关系，成为小说最终结局的一种极其重要叙述因素。
再看围绕第二组三人关系展示的其他人物关系。
在这组三人关系中，团总女儿几乎没有出场。而她又时时在场，这种在场，是由她的利益的维护者(结盟者)的行动获得体现的，这些结盟者中，有公开的——如放言傩送已决定要碾坊不要渡船的那个中寨人；也有较为隐蔽的，即顺顺。在小说中，顺顺是团总女儿利益的实际维护者，顺顺的这一立场，在小说中，是通过较为隐蔽和间接的方式获得表现的。一是看龙舟竞渡时，翠翠与团总儿女同时成为顺顺家的客人。团总女儿及其母亲受顺顺家“特别款待”，被安排在“两个最好窗口”。二是关于傩送出走的叙述。傩送的出走，起因于他与顺顺之间的争吵，而引起争吵的，则是顺顺要傩送就团总家的提亲明确表态。
二老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如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二老的话已将顺顺隐藏在心底的立场和盘托出。——顺顺是站在碾坊一边的。
可是，到小说结尾，顺顺的立场又似乎是站在翠翠——即渡船一边的。在老船夫死去后，他派人帮助料理后事，并表示要接翠翠到自己家里去住——对翠翠作为自己未来儿媳妇的认可。在这里，顺顺立场表现出一种前后递转的过程。这种转变是在傩送出走，老船夫死之后发生的。傩送的出走，使他明白碾坊终不可得，而老船夫的死，又化解了他郁结在心头的家族情结。
在这一组三人关系中，老船夫是翠翠的监护人，也是傩送与翠翠婚事的坚定支持者。可是，由于上一组三人关系演变的结果——天保之死的阴影笼罩在这一组三人关系中，老船夫一切为了翠翠着想的一片苦心却不为人理解——“老的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傩送语）在湘西，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人格判断。它意味着对人不讲信义、人格严重缺失的谴责。这导致顺顺父子对老船夫热心的一致冷淡。以致老船夫和傩送搭话时，傩送只是不动感情听下去。
那点淡漠印象留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两人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而当他去找顺顺，想弄明白顺顺对碾坊和渡船的真实态度时，得到的也只是敷衍搪塞的回答。待他还想再说几句话时，顺顺都不给他说话机会。
看看船总时，船总虽还笑着谈到许多笑话，心中却似乎很沉郁，把牌用力掷到桌上去。老船夫不说什么，戴起他那个斗笠，自己走了。
由冷漠作成的选择近于无声的人格谴责，是对老船夫致命的一击。同时，凭着他的人生阅历，他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可能的悲剧后果。其先，杨马兵和他与看新碾坊，同他谈起人们称赞翠翠很能干，将来谁得到她谁就有福气时，老船夫回答说：“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作陪嫁，一个光人！”（光人，即光身一人，除这个人外，别无所有，他已预感到在这场碾坊所具有的分量）加上路上听中寨人所说的谎言（傩送已选择碾坊），终于经受不起命运的沉重打击，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伴随着白塔的坍塌，倒在与他一生休戚与共的古老土地上。
综上所述，傩送与翠翠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渡船与碾坊的对立（傩送一心想要渡船，父亲的心里却要那座碾坊。为此，暴发了父子间的一场争吵，并直接作成了傩送的离家出走——这是这场爱情悲剧发生的主因；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不能相互理解，又是其辅因——老船夫人格的被误解，由亲人死亡形成的家族情结又使这误解雪上加霜；而翠翠内向的性格，又使傩送对翠翠是否爱自己无法获得实证）。
然而，在小说中，却没有悲剧的直接制造者。这正如老船夫所感觉到的，摊派到自己身上的一分命运，说来实在不公平，可是，又一切无罪过，只应由天负责！——顺顺虽然倾向碾坊，但并没有成为专制式的封建家长，对儿女婚事并未强行包办；团总以一座碾坊作陪嫁，要傩送做自己的女婿，也没有依仗权势，强人所难。在《边城》中，沈从文不想将故事处理成一般的社会悲剧，在着力于提示出隐伏于这一悲剧背后的文化根性，即《边城》悲剧，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悲剧。
沈从文的这一创作意图，是通过小说叙事中的文化编码实现的。这种文化编码，又是通过象征意象的选择来完成的。如前所述，在第一组三人关系中，其叙事的深层结构是车路——马路的对立。车路——马路，在小说文本中一种比喻式的指称，分别指代着两种不同的婚姻方式。所谓有走车路，即托人说媒提亲，婚事全由双方家长做主！而所谓马路，即如老船夫所说，到对面山上去唱歌，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做主！即以唱歌求爱的方式，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这种包办与自主的对立，成为车路——马路对立的实质性的内涵。它们分别体现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婚姻形态。车路，是典型的封建文化的婚姻形态，马路，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根源古老的原始文化的婚姻形态。在湘西苗族中，这种婚恋形态仍完整地保留着。在第二组三人关系中，其叙事的深层结构为渡船——碾坊的对立。在这里，渡船与碾坊是两种显示人物身份特征的物事，分别是翠翠与团总女儿的象征性的指称。所谓碾坊，是金钱、物质的代名词——这座碾坊的一年收益，“顶十个长年干一年”；而渡船，则意味着只是“一个光人”——除翠翠这个人外，别无他物。对傩送而言，要碾坊，则意味着见物不见人（他不爱团总女儿），要渡船，则意味着见人不见物——虽无钱财，却有属人的爱。因而，渡船与碾坊的对立，其实质，是人与物、人与金钱的对立。小说通过这两组意象相互补充，通过象征手法完成对小说叙事的文化编码，提示出两种人的文化存在方式与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走马路——要渡船，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纯朴的价值观：以人为本。而走车路——要碾坊，所体现的则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以金钱为本位，而人的本质被出让。
《边城》的叙事，从文化学角度看，就是围绕着这一文化冲突而展开的。《边城》题名，就蕴含着文化边地之意。小说的非核心部分——催化部分的叙事，也是极力突出湘西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两种文化存在方式，两种价值观交织并存的特征。即如在龙舟竞渡时，小说写了一段乡下人有关渡船与碾坊的议论：
……
另有一个女人插嘴说：“事弄成了，好得很呢。人家在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些。”
有人问：“二老怎么样，可乐意？”
又有人就轻轻的可是极肯定地说：“二老已说过了——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想作那个碾坊的主人！”
“你听岳云二老亲口说过吗？”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
“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
“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
这是一场以乡下人方式展开的两种文化价值观的论辩，一方面，这里古风犹存，还有着对古老纯朴的人生价值观的信守，而另一方面，一种与之对立的以金钱为本位的价值观已经在边城浸润传播，在改变着边城人的原有的所信所守。——它为从侧面烘托出顺顺的心理内容埋下了伏笔。——《边城》悲剧正是湘西进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运命。沈从文正是通过对这一文化命运的叙写，传达出他对边城——从其延伸的意义上说，也是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命运的焦虑，从而弹奏出一曲不胜抑扬的伤感的乐音。但沈从文没有陷入绝望，在小说的结尾，他再次通过象征——白塔的坍塌与重建，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念：原有的文化虽然正在解体，但新的民族文化品格的重构还可寄望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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