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资料，哥哥与唐生的家庭同属香港商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家. 唐先生出生于上海, 很小的时候便随父母移居香港. 在上流社会的交往中互相相识，而两家的孩子互相亦有一些了解，但哥哥和唐生在各自的家庭中，都是较小的孩子，故两人可能只是见过，没有什么往来，特别是哥哥在13岁就前往英国，当时的唐生仅11岁，两人并无什么交情。1982年12月9日在张夫人的聚会上相遇，虽不是初次见面，且略知对方家庭背景，但孩提时代的一点面缘，并不足以使他们立即成为朋友，但可以肯定当时哥哥对唐有良好的印象，于是才出现了请人正式介绍的1983年1月2日的聚会。 

    但此时他们两人是作为朋友来往的，在83年—84年这700余天中，类似的家庭背景，洋派的生活方式，基本相同的世界观等，使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所谓借钱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在这个时期两人都有交女友，并互相交流和倾诉交女友的心得，但双方都总是感觉和女友的感情达不到他们之间的理解、默契和宽容。在85年的某一天，一直以来两人都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的两人之间同性恋情被一个情不自禁的拥抱揭穿了，自此两人感情迅速发展并基本确定，哥哥与女友杨小姐感情的了断也在这一年。 

    86年的一段时间两人甚至一起出席过一些活动，并引起记者的注意和报道，当年9月，在哥哥30岁生日时有人打出“张国荣死于爱滋病”的条幅，也正是拜托这些报道所赐。而这时正是哥哥走红的重要时期，两人立刻完全没有了任何公开交往，转入了地下情。87—88年 间哥哥一天更比一天红，事业、形象和当时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给他们的感情带来巨大的压力，出于理智的考虑，他们分手了。但分手给双方带来的思念的痛苦和感情的煎熬，使他们很快又重聚，而通过这一次的分手，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再分开了。事实上，他们也真的再也没有分开过。 

    哥哥89年在顶峰时期毅然告别歌坛，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歌迷争斗等，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哥哥与唐生有心离开华人社会，到较为开放的西方社会寻求生活空间。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分别申请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分别购置相距仅几分钟车程的房产(就在西温山上)，哥哥报读电影课程，想将来短期外出工作，长居加拿大。唐生则申请派驻加工作，共同在这里开创美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可以向亲密朋友和亲人公开的阶段，在加拿大哥哥的家中，哥哥将唐生介绍给了自己的初恋情人—毛毛，同时也公开和一些好朋友共同来往。而且哥哥在加国是与姐姐同住的，他与唐生的来往也并不避开亲人。

  
    可惜的是，他们这种精心策划的计划并没有成功，原因也是因为哥哥。哥哥在加国很快就发现(温哥华华人太多)，34岁就半退休是太早了，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和喜欢工作的人，而且香港娱乐圈对他的千呼百唤，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于是他又返回香港接戏，而且在香港的工作越来越多，几乎没有时间回加国与唐生相聚了。唐生非常明白工作在哥哥心目中的地位，也明白作为一个艺人，掌声和鲜花对他有多重要。尽管以唐生的性格更向往目前安静的生活，但他还是辞去了在加的工作，于94年也返回香港并进入渣打银行工作，与哥哥相伴。这时他们的感情在经过了无数次考验后，已经非常稳定。以前对自己的感情生活完全避而不谈的哥哥，从95年开始，偶而也忍不住在一些场合非常含蓄的谈起自己的另一半（哥哥的语言），讲“她”的好，讲自己的幸福。引起媒体的极大兴趣，终于在95年7月被媒体拍到哥哥与唐生同车前往视察新居和唐生出入哥哥住宅的情况的照片，并公之于众，哥哥对此第一反应是矢口否认。 
    

经过一年痛苦的思考、挣扎，哥哥与唐生终于共同决定公开二人的关系，勇敢面对一切。如果说从加国返港是唐生为了哥哥，那么这次是哥哥为了唐生。哥哥觉得唐生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身份，而为了给他这个身份，哥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有些艺人连女朋友都不敢给予身份，怕失去歌迷）。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唐生受媒体和歌迷骚扰无法工作后，哥哥给予他的尊重。哥哥将唐生的名字列入管理自己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公司的股东，两人共同持有，共同进退，不分你我，共创生活。并将公司财务问题全权交给他处理。不让他有一点委屈。如此对待伴侣，不要说同性，就是夫妻中又有几人？

  可以说，从97年开始，哥哥与唐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开始公开结伴出席公众场合，有了更多的共同的朋友，终于了公开同居关系，生活的更加自然和有尊严。特别是1998—2001年的生活，可以说是他们最美好的时期。 
    他们经过了12年（85—97）的地下情，终于迎来了97年的春天，然而，仅仅过了6年，就在人们慢慢开始接受他们，祝福他们的时候，2003年4月1日哥哥走了！ 
    写到这里，心里非常难过，但既说是哥哥的爱和哥哥的死，就不能不写下去。 
    我是一个医生，家里曾也有一位亲人因忧郁症而自杀，所以我非常确信哥哥是死于此病的，也知道此病的厉害。我在此不想对哥哥为何患上此病做探讨，因为医学尚有很多空白点。我想说的是哥哥在极度的痛苦中，对工作的态度和为朋友、爱人所做的一切，是很多忧郁症病人做不到的。 
    从资料上看，哥哥的忧郁情绪已经多年，从2001年下半年情况开始严重，发展成为忧郁症。并从2002年3月开始，出现全身症状，胃、食道、心脏、咽喉都先后出现不适。哥哥强忍病痛，努力向上，让我们看看他2002年3月以来不完全统计公开活动的工作： 
     
    2002年3月：两次赴北京谈“偷心”的工作，第二次因身体明显不适，唐生不放心，一起陪去的； 
    2002年3月：出席多次“异度空间“的宣传活动，他说要为香港的电影出力； 
    2002年4月6日：抱病先出席好友的婚礼，又忍着胃痛担任梅艳芳演唱会的嘉宾，一生中最后一次在舞台上为我们唱了两首歌； 
    2002年4月：出席日本影迷宣传会，为香港电影打气 
    2002年5月：抱病出席慈善会并捐款； 
    2002年6月：去大陆再次探讨“偷心“的拍摄工作。 
    2002年6月：曾强支病体恢复唱片的录音工作，但10天后病体不支放弃； 
    2002年10月：明显消瘦的哥哥带病出席好朋友梅艳芳的生日会，向多年支持自己的朋友致贺； 
    2002年11月：哥哥带病出席“明周“的晚会，向多年来支持自己的媒体致最后的敬意； 
    2002年11月；哥哥抱病出席声讨东周刊的活动，向无良媒体做最后的抗议，向自己的好朋友朝伟和嘉玲表示支持。 
    2002年11月；哥哥不堪病痛折磨，服药自杀不遂。 

--------以下转自的灰的<<张国荣的最后一年>>部分内容-----------

   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长达一年的时间中，是如何度过的，由于张国荣自己闭口不谈，如今他的身边人对这段黑暗往事也很少提起，外界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中医西医全都试过，药也吃过，针也打过，神也求过，佛也拜过，在家驱邪过，外出散心过，一切的努力全都做过，连医生说喝点没事的红酒他也全部戒掉，只为了快一点好起来。为了让他开心，一贯不喜欢打牌的唐鹤德四处找人来陪他打牌，然而牌搭子们往往因为张国荣发病时的喜怒无常而中途走掉，又是唐鹤德一个一个地求回来。唐鹤德也曾陪着张国荣去找沈殿霞求助，沈殿霞后来说：“他在遗书中多谢我，我想可能是平时经常劝解他吧！其实劝解他的朋友也不少，可能我说的话比较中听，才令他记在心里。一开始是Daffy（唐鹤德）带他来见我，我知道他患了抑郁症很不开心，Daffy觉得我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但仍然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情，希望我的劝解可以帮到哥哥。之后我经常约他们吃饭、打牌，尽量令他开心，希望哥哥暂时忘记不开心的事。”

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而言，其实劝慰，开解，尤其是外行人的劝慰开解，都起不到关键作用。亲友们的殷殷希望之下，张国荣的病情却越来越重。2002年下半年，他已经无法正常生活，“那个病发作起来时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了一样”，夜夜无法入眠，一次又一次哭到崩溃。他的电影《偷心》，在这种情况下，拖了又拖，始终无法开拍，他也始终不肯放弃，一直到2002年10月还在改剧本换演员，而就在这个月，影片的大陆投资商因经济问题被捕入狱。11月，张国荣病情进一步恶化，试图自杀，幸而获救。

经历过这样的生死挣扎，张国荣或许也知道，黑暗随时可能降临，他开始静静地做了许多事情。他立了遗嘱，将遗产分给唐鹤德和其他几位亲友，一部分捐给慈善基金，连身边的佣人、司机都做出了安排。他绝口不再提他的电影，也不再接拍别人送上门来的戏，推掉了一切有可能被自己病情拖累的团队工作，只是履行与唱片公司的合同录了最后一张专辑，大部分都是他亲自作曲。其中几首歌的歌词他不满意，觉得太“灰”，词作者们有的改了，有的没改，他也就依样照录。由于胃液倒流的影响，有几首歌始终都未能录完。他还照样出席慈善活动，担任“护苗先锋大使”，为儿童癌症基金捐款，为乐坛后辈客串MV，参加好友作品的首映式，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也去北京、去上海请多年来结交的大陆友人聚会，还照例去泰国度假，为唐鹤德过生日，又在私下里对陈淑芬说：“唐生因为我的病消瘦得好厉害……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你要代我好好地照顾他。”他在私生活上一向低调，但是最后的几个月里与唐鹤德共同露面的频率异乎寻常地高，2003年1月，2月，3月，记者不断地偷拍到他们两人一起打球，看电影，饮茶，吃饭。

---------------以下转自<<张国荣的时光>> 唐生部分.---------------

看完一遍照片后才发现，参观者又增加了一位。此人鼻梁挺直，相貌端正，身材高挑而匀称，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一眼看到他，我立刻明白了就是那个人。  LESLIE站在我和他中间，对我说：“你是第一次见到他吧。我来介绍，他是唐生。”——年前采访时曾几度出现在话题中的唐生，见到真人却是头一遭。但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被介绍给他，心里有点发慌。有那么一瞬间，我有点惶惑地不知如何与唐生接触才好，其实这种担心一点都没有必要。唐生其实是很随和的一个人，不是那种很在意对方，或者让你感到拘束的人。凡是有他在的地方，总会让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是能营造出一种神奇氛围的男人。 LESLIE一定不希望自己离世后，身为普通人的唐生被传媒说三道四地炒作吧。但事实却是，围绕着他的死，唐生不仅在香港，甚至在日本都被传媒制造了不少流言蜚语。考虑到这一点我想，我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不去写唐生本人的一些事情。但无论如何这些话是一定要讲出来的。

从这一天第一次见到唐生之后，我又见过他几次，有时是和LESLIE在一起，有时不是。然而每一次见面，唐生都仿佛尘世中的清风一般，从容而稳重，和 LESLIE那种即时烧水壶一样迅速热情高涨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观察到，对于LESLIE往往容易热过头的情绪，唐生总能以他独特的冷静而充满温情的一句话予以平复，使其平静下来。而这样的情景在与LESLIE接触时不止一次地出现，我想，不仅以前是如此，说到这些年来的LESLIE时，唐生的存在和他对LESLIE所产生的影响更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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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不能出发。原因是应该比LESLIE稍迟一些出来的唐生还没有到。“他没事吧？”LESLIE不放心地从车窗往外看时，只听外面一阵骚动：“啊！是唐生哦！”“是唐生！”“哎？真的吗？”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见唐生正不慌不忙地往行礼箱里放行李。LESLIE着急地在车中喊着：“快点——快点放啊！” 可唐生依然不紧不慢的，女FANS似乎也不好意思涌到唐生身边去，只是远远地围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待唐生上得车来，LESLIE这才放下了一颗心似的，说：“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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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这时开始，LESLIE却渐渐沉默，情绪显然也低落下来。每当愉快的气氛被弄得消失殆尽，或者无端地遭到骚扰的时候，LESLIE的情绪有时会非常沮丧，但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激动地发脾气。他显然是被后面固执地跟踪的车子所激怒，随后又迁怒于怎么也甩不掉跟踪车辆的司机身上。我听见 LESLIE在后座上不时怒气冲冲地叫着“他们凭什么这么顽固啊！”“快想想办法啊！”之类的话，而唐生则大概在那里劝他说，“哎，没办法的事嘛，别这么着急啦！”司机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甩掉后面的车，无奈对方有两辆车子，即便暂时甩掉一辆，另一辆依然顽固地跟着我们。然后不知什么时候两辆车子又同时跟了上来。这样下去就快要跟到酒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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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LESLIE得知跟踪者终于被彻底甩掉了的时候，他的情绪很快好转了起来，还十分体贴地为半道下车的那位工作人员担心起来：“真是难为她了，不知她在那种地方下车能不能平安回家呢？”随后又毫不掩饰地说：“生完了气肚子倒饿了，去吃点东西吧？”我问他想吃什么，唐生答“螃蟹天妇罗”。时间已过晚上10 点，我的同事打电话到多家天妇罗店去问，都差不多到了打烊时分。我告诉他天妇罗店都关门了，“那就去小酒馆吧”LESLIE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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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没有十分钟，LESLIE和唐生一起从健身房回来了。大概做了不少运动和按摩吧，看上去他和两个小时以前的LESLIE完全是两个人一样神采奕奕的，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提议道：“肚子饿了吧？去吃点什么吧？”唐生应声答道：“好，去吃螃蟹天妇罗。”唐生一向注重饮食健康，连酒都很少喝的，却不知为何最爱吃天妇罗。而每次唐生说要吃天妇罗时，LESLIE就会笑着开他的玩笑：“你这家伙就爱吃天妇罗啊！”

我们打电话给银座的天妇罗老店预约了坐位，然后叫了辆出租车。甫一坐上车子唐生便道：“这家店我好像以前去过的。”而LESLIE却似乎是第一次去。唐生对日本很熟悉，大概和家人以及朋友多次来过东京，对这个城市比LESLIE还要熟悉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