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么沉甸甸的字眼！

   我由衷地佩服最先把妈妈叫做“母亲”的人。妈妈是儿女之母，是与儿女关系最密切的人，所以唯母最亲。

   我把我的母亲比作分母。

   母亲从事了一辈子教学工作。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因为家里太穷，而且外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赞成也没钱供她念书；她不死心，于是在干完家里的活儿后，到街上跟小商贩租赁一些小食品，拿一个箩筐上面搁一个簸箕，摆上咸橄榄、熟花生、芝麻饼、薄荷片、麦芽糖之类——叫做“箩儿担”，在街头巷口、学校门外转悠，每天赚得一两个铜板积攒起来，然后交学费读书。她就是这么读完的小学，上初中只念了一个学期，实在太艰难，念不下去了，只好去当小学代课教师；成家以后就跟随我爸，长期在中学教务处当干事。她的日常事务相当繁杂：安排学期课程，编写学生名册，管理资料图书，收发师生信件，分送班级报纸等等。

   她最主要的任务是“写”。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练成一手遒劲酣畅的钢笔字的，很有阳刚之气，对此学校里许多男教师都自愧弗如。她所写的字派得上多种用场，那时没有电脑，开证明，誊材料，抄鉴定，出板

报，都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她几乎每天都要刻蜡纸——如今的年轻人可能见不到了，不晓得那是啥东西——用铁笔在垫着钢板的蜡纸上写字，然后用滚筒蘸着油墨刷蜡纸，那时也没有复印机和打印机，就这么将文字印出来的。学校的通知、学习的资料、老师的教案、考试的卷子，都布置给她刻蜡纸。

   刻蜡纸是一种相当精细的技术活，用力太轻刻不透蜡纸，印出来的字迹会模糊不清；太用力却戳破蜡纸，刷印时会漏出油墨一团乌涂。我妈长期干这活儿，早已刻出经验和娴熟来了，用力恰到好处。刻好后，刷油墨印刷也是她，有时一张蜡纸要印几百份，令人称奇的是印完了那张蜡纸也不破，而且每一份印品字迹都同样清晰好看，师生们见了都很满意的。她刻蜡纸的速度不算快，也不能贪快，时常，与她同住一间屋子的我们几姐弟都睡了，她还在电灯下忙乎，刻几个字就将铁笔放进嘴里舔一舔。这样，我发现她的手上就有两个特征：一是中指的上截歪斜，有一道深深的凹槽，那是长时间用力捏铁笔憋出来的；二是她的指掌常有蓝色、红色或黑色的斑块，用肥皂反复洗也很难洗干净，那是被不同颜色的油墨污染的渍迹。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整天都忙碌。忙工作，也忙别的事。饭堂的工友都是农村大叔，家里都穷，我妈不时给他们一点什么实物接济，夜里还踩缝纫机给他们缝补破了的衣服。有个男老师三十出头了还没找到对象，我妈就上了心，给他牵线，使他得以喜结良缘；后来他妻子临盆，我妈帮忙送去医院，又熬好鸡汤送去给她补身子……她就是这样，心地善良而乐于助人。

   那时我念小学五年级，很想为妈妈做点事，减轻一些她的负担。于是，放了晚学或是夜里，我站在油印机旁给她掀纸，让她不必又拉滚筒又掀纸的挺累；别看这活儿挺简单的，可多少帮助了妈妈，她刷过了油墨会朝我笑笑，表示对我的嘉许。我也下苦功练字，练得像模样了就练刻蜡纸，当然糟蹋了不少蜡纸，可也算练出来了，终于得到妈妈的默许，有时她忙别的事就把铁笔交到了我的手上。我把刻蜡纸当成了一件很神圣的任务来看待。

   不过，我那么卖力地常在妈妈的身边转，自有我的“企图”。我爸对他的客人说起过我：“劣儿好读书，长得还算狡猾可喜。”我的确有我的小九九。因为妈妈兼着学校图书管理员，全校的藏书和刊物、杂志都放在她掌管钥匙的图书馆里，我想弄几本来看看。

   于是我干过时迁的勾当——趁妈妈没留神摸走她兜里的钥匙，在师生午睡或夜里无人之际，偷偷打开图书馆的门溜进去，把里头的书往我的被窝里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这么搬来的；自然，躲着看完了还得送回原来的书架上，尽量不留痕迹。俗话说，“上得山多撞着虎”，我的行径到底被发现了，我被爸爸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低头不敢吭声；妈妈说不出太多道理，就敲了我的屁股。我不敢重蹈覆辙，并且妈妈也很警惕她的钥匙了，我无法再潜进图书馆去，就想到了向妈妈献殷勤的招数。

   每天下午，学生第五节自由活动课到晚饭前的一段时间，是妈妈最忙碌的时候。图书馆窗前挤满了学生，像打架一般你推我拥，有借书的，有还书的，吵吵嚷嚷地乱。里头的妈妈可忙坏了，只有她一个人，走到排排竖立的书架前，拣出某个学生要借的书，匆匆走回桌子前，收下他的借书证，查看书名、日期有没写错，按班级夹好；有某个学生要还书的，收下他交来的书，检查有没损坏，然后从一大叠里挑出一张借书证，盖了个章，把借书证递给人家。归还的书随手放在一旁，来不及整理。外头早已喊成了一片：“我要借……”“我要还……”妈妈像风车般转，额头冒出汗珠顾不得擦，头发掉下面门来不及撩。就是忙不过来……

   这一切景象都落进了我的眼里。我对自己说，看看，这就是妈妈，她是教务处的干事，她真是“干事”哟！

当妈妈忙得不可开交之际，放学后的我溜到了图书馆门前。那个门是虚掩着的，我壮起胆子，轻轻推开一条缝，像泥鳅般滑了进去，回身把门又掩好，无声无息地凑近妈妈的身旁。那些书架上排列的书，我在以前“火力侦察”的时候都瞧过了，文艺类、历史类、科学类什么的，早已记了个八九不离十，尤其是小说散文那两个书架我跟它是亲戚。往往外头的喊声刚落，妈妈还没转身，那本学生要借的书就递到了她手上。妈妈看了看我，没有说什么。这我就干得更起劲了。

   我帮妈妈干了好些天，似乎无欲无求的高姿态，这叫“欲擒故纵”。其实妈妈早就看破了我的鬼心眼。真出乎我的意料，她经过学校主管校长的同意，为了方便师生借书还书，的确需要聘请一个助手——确定正式就是我这个“校外生”，“报酬”就是可以借书看。我一听简直乐坏了。可是妈妈严肃地跟我约法三章：一，必须做好协助借书还书工作；二，履行借书还书的登记手续；三，损坏或遗失书籍要赔偿。我嘻嘻笑着，别说“三章”，就是三十章我也答应。因此，我拥有了到图书馆借书来看的“特权”，一直到我考上初中。

   没想到，妈妈为此惹来了大麻烦。不久，随着学校“停课闹革命”，我爸被批斗，妈妈也跟着倒霉，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放任子女“糟蹋”学校的书籍。

   那时我在离家几十多里外的县城念初中，闻知家里的情况，连家也不敢回。每个月妈妈给我寄来12元生活费，那就是我跟家庭的唯一联系。我成了“黑五类子女”，在“大串联”的时候由七个“红五类”的同学带着我步行去韶山。妈妈托人给我送来了八十多元钱做盘缠，零头是几张有飞机图案的2分纸币——如此零丁，可见她是凑的，也不知是怎么凑的。

   我在学校里混过了三年，无书可读了，连到农村插队也不够条件，只能回到那个久违的家去。我背着行李步行了三十多里路，趁着风雨黑夜，从后门潜进家里。开门的正是妈妈，她一看是我，眼中闪着激动的泪光，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妈妈那年是39岁，却显得老态了，神色憔悴得让我不忍卒睹。过去别人都说她肤色白皙，尤其是剪着齐耳的短发，眼睛也很亮，似乎青春常驻的；可是，这会儿我看着她的模样，简直都不敢认了：脸色灰暗而略微浮肿，目光黯淡而有些游移，眼角的鱼尾纹藏着很深的忧伤；凌乱的头发随便耷拉着，脑后的发根参差不齐，该是拿剪刀自个绞的。我无法想象，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这个家又是怎么过来的？

   在痛苦中煎熬了多年，一直熬到恢复高考制度我考上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

   本来苦日子应该远去了。可是，我觉察妈妈依然过的是“苦日子”。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从自己的工资中剔出一些钱，寄去给年老的外婆接济她的生活；她还资助了两个妹妹读书，一直到大妹妹念完大学。外婆家那边的孩子们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穷困不能升学的，她就和我爸一起努力，想办法让他们到中学来就读或补习，不光是我的表弟表妹们，还有其他没什么亲戚关系的山区孩子。我约略做了一个统计，前后十几年间，这样的孩子有二十多人，其中有的因此考上了更高一级的各类学校，有的因此取得了招工、招干的知识资本。孩子们到来，住在学生集体宿舍里，但往往就在我家开饭；最多的时候，到我家免费搭伙的有四五人，而且这种状况一维持就是至少两年。孩子们缺学习文具，妈妈就掏钱给他们买。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家的经济就总是很紧张，甚至达到拮据的地步。妈妈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留给那些孩子，怕饿着他们。

   妈妈一辈子节俭，节俭得出了名，节俭得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她常带着才几岁的孙子，一人拿一根两三尺长的铁针，在中学操场周围的树下扎起落在地上的树叶，一片一片地扎，扎得一串一串的，晒干后做柴火。

   妈妈退休以后，来到城市与我一起住，把我淘汰的旧报纸、旧杂志搜罗好，连废纸篓里揉皱的纸团也要捡起来，抻平它，叠好它，然后卖给收集废纸的小贩。

   她有退休金，但不多。我怕她的钱不够用，于是给她一些零花钱。可是她从来不乱用，攒起来，不时就到邮局去寄钱，也不知她又要周济谁。

   几年前的一天，她在城市横过马路时被一辆失控的小面包车撞倒了，没几天就永别了人世。我眼看着心电图的她那条生命线变成了直线，顿时放声大哭，撕心裂肺，晕了过去。我锥心彻骨地后悔，无数次地后悔，将会永远地后悔：为什么没保护好她！为什么没保护好她！

   随着岁月的流逝，妈妈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反而越来越清晰。今天是母亲节，我想对天堂上的妈妈说：

   妈妈，我把你比作分母，你的子女和那些你周济过的孩子都是分子，你的肩膀就是那条恒定而平稳的分数线；无论我们怎么变化，变成假分数、繁分数，我们都还是分子，而你永远是分母，你永远托举着、支撑着、承载着我们，以至岁月流转、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