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对你影响大的几个人，总会有几个相当难忘的时期。文革前，我们住在天津市**道的大公报宿舍，楼里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从解放前就在大公报，1958年的时候，伟大领袖说；你们去香港吧，于是，除了打成右派的都去了香港，即将退休的就另行安排在全国各地，老先生被安排在河南安阳。

   他有严重的胃溃疡，因为单身在异地，吃饭不是很习惯，就由医院证明，回到了天津家中。

   那时候我还在小学，实行二部制，即上午上课，下午在学习小组写作业，就设在我家里。我家是三个男孩，父母白天上班，怎么折腾也不嫌乱，家长回来前，简单收拾一下，就行了。

   有一次，老先生找到我，问我们，你们几点学习？我当时回答：两点钟。那么，你们同学几点来呢？我意识到，已经影响到老人的午休了，可是我们那些淘气包吃完饭就到我家造反来了。这时，我面带愧容，很郑重的向老人保证，以后让他们按时来，先写作业，不再影响老人家的休息。老先生拍拍我的脑袋，说以后注意就行了。

   第二件事，文革开始了，我们住的邻居很多都被斗了，甚至抄了家，大家平常客客气气的，到了那时候，谁都不敢多说话。老先生天天用他的书点炉子，其中还有许多线装书。有一次，老先生从里面抽出一本已经受潮的手抄本递给我说，没事你练练大字吧。我拿过来一看是一本手写的字帖。字体刚劲有力，中规中矩。后面有署名和印章。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拿它当好东西。等到八十年代才知道是华世奎老先生给老人写的《朱柏庐家训》原本。后来我看见广州亲戚练书法，把此贴借给她，她又借给上海的姐姐，最后竟当废纸给卖了。唯一的一点纪念，就这么流失了。可是细想，那时候老先生每天点炉子，又自己毁掉了多少有价值的古书、好书。

   第三件事，老人在闲暇无事时，偶尔跟我讲起他的一生，他说我不是科班出身，我们社里燕京、复旦毕业的有的是，但是我在副刊几十年，后来让我干校对。没关系，这是新社会对我们旧报人的信任。58年干部下放，是对我们旧知识分子的帮助改造，过去的无冕王，沾染很多旧社会的习气，不学习，不改造，怎么行呢。平常与人交谈，风趣幽默，妙语连珠，犹如听马三立的相声，越琢磨越有味。

    第四件事，老先生的老伴在七十年代就得了半身不遂，每天躺在床上，不能自理，过去老先生在家都是老伴伺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回一下子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老人和二姐的头上，几十年的老邻居，我们亲眼看到老人给老伴崴屎崴尿，二姐每天回家给老娘擦洗、晾晒。

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老伴没有生过褥疮，就是这样，又活了七八年，她们父女俩真不容易。老先生也活到九十多岁。    

     老人曾经给我的忠告，一个人不管学问高低，能力大小，就怕你不学习，要不断学习，才会进步。要不耻下问，才能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