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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编】鲁迅论国民性(语录)

(2013-05-03 11:03:18)
标签:

文化

教育

分类: 国民性研究专题

【创编】鲁迅论国民性(语录)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

萌芽,在季节之上

像云上每段清风的歌唱

疼痛了月光

萌芽,在生命的画布上

孤独的笔向天空投标

让搏击的翅膀奏响苍茫的时光

---编者赠读者

【创编】鲁迅论国民性(语录)

鲁迅论国民性(语录)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呐喊 ·自序》(1922)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热风 ·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者,但却又绝得日见其光荣。

《坟 ·论睁了眼看》

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

《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

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中国的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两地书 ·第一集(八)》(1925年)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必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史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两地书 ·第一集(十)》(1925)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华盖集 ·忽然想到(七)》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热风 ·随感录六十五》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伪自由书 ·观斗》(1933)

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

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

《花边文学 ·洋服的没落》(1934年)

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集外集 ·通信(复未名)》(1926年)

(老百姓)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

《而已集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

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二心集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1930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娜拉走后怎样》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 《花边文学 ·一思而行》(1934年)

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

《且介亭杂文二集 ·论人言可畏》(1935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三闲集 ·无声的中国》(1927年)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象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的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园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

《且介亭杂文 ·说“面子”》(1934年)

我们“皇权'的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

《三闲集 ·皇权医学(1929年)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

《华盖集续编 ·马上支日志》(1926年)

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告诉我们: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这大概是真确的,就都为社会状态所制限。

《准风月谈 ·“滑稽”例解》(1933年)

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

《南腔北调集 ·上海的儿童》(1933年)

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

致肖军、肖红的信(1935年)

我也记得鲁迅先生曾在卧病期间的一天对我说:“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整个日本,也要买来这种药。这次我病好以后,就打算这样说。

据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转引自《文艺报》(1956年第十五号)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为改革者的一点慰藉吧。

《华盖集 · 忽然想到》

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关心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南腔北调集 ·经验》(1933年)

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

《南腔北调集 ·偶成》(1933年)

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她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

《华盖集续编 · 学界三魂》(1926年)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象一盘散沙,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益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象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南腔北调集 · 沙》(1933年)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暇,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几及之处的。......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

《 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之丸》(1935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

摘编: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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