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遭遇陈渊泉的陷害，不得不中断博士学业，只拿了个硕士学位就得离开。在走投无路之际，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李讷教授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关怀，答应给我提供资助，让我过度几个月，继续申请其他学校。李讷教授的项目是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学，他已经邀请了法国的贝罗贝、中国的曹广顺等地的知名学者来合作，压根儿就没想过会请一个落魄的硕士生来参加课题。

        在1996年元旦这日，我们一家三口用U-Haul卡车拉着家具来到圣巴巴拉。因为此前我没有开过卡车，节日这天路上的车少，觉得会安全一些。

        因为李老师根本没有指望我能给他做什么研究，所以见到李老师的时候，他连坐下来专门跟我谈谈如何做课题都没有，只是在带我去图书馆办手续的路上，随便说了一下：“你摸摸汉语比较句为什么古今不一样？动补结构是怎么来的？”

         这是我生死存亡之秋，所以我把李老师的话深深地记在心里，但是能不能做出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能让李老师认可的研究，我心里也完全没有底儿，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做过历史语言学。李老师给我的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的典籍。我每天早上6点多天刚亮，就从家里骑自行车到办公室，除了三餐回家吃饭外，每天都是从早上工作到晚上10点多。主要工作就是阅读原著、抄卡片。就这样过了三四个星期之后，发现有些眉目，就把各个时代代表性的例子和发展的脉络写下来。

        我就主动约李老师谈谈我的想法。李老师那时担任学校的研究生院院长，必须事先跟他的秘书约定时间。但是连着约了好几次，到见面的时候秘书总是来电话告知，李老师要处理其他紧急事务，无法见面。因为爽约的次数太多了，李老师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一天李老师告诉我：“明天中午我带你一起吃饭，咱们谈谈。”

        第二天，李老师开车把我带到一家墨西哥自助餐馆，一人5美元。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生活改善，那时从来不舍得到餐馆吃饭，花一两块钱都心疼。吃饭中间，我就拿出我事先写着例子和想法的纸张，给李老师讲道，比较句和把字句的发展都是汉语经历的系统变化的子现象。李老师听了以后，第一个反应是：“明天我们到另一家餐馆一起吃午饭。”

        紧接着的这一天，李老师把我带到一家非常上档次的中餐馆，因为我这是来美国第一次在如此豪华的餐馆吃饭，所以迄今还记得它的名字，叫“Ming Dynasty (明朝餐馆)”。这天李老师没有再跟我多谈学术，只是告诉我，他将给我提供奖学金，让我继续完成博士学位，并给我配备一个新办公室，购买计算机、打印机等，让我专心做研究。这天李老师要了好几道菜，对我来说绝对的奢华享受。

        后来我才弄清楚，李老师和Sandy Thompson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做出什么结果。我的解释李老师觉得很有道理。从有了这次学术突破以后，不仅我的情况逐渐转好了，而且也对汉语历史语言学越来越感兴趣，不断有新成果出来。

         李老师是少有的识才爱才之人。前后参加他这个研究项目的人很有几个，我是受益最大的，不仅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也使得我能够写成《汉语语法演化史》这本书。有些书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而写，然而像《汉语语法演化史》这样的书只有命运的安排才能成，因为完成这样的巨大工程需要超人的毅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