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读大学二年级开始，就有志于语言学研究，那时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吕叔湘先生，一个是朱德熙先生。他们的书我必买，他们的文章我必看。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手抄他们代表性的论著，其中包括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和吕叔湘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1988年这年夏天，我那年在武汉读研究生二年级，北京举办“现代汉语语法暑期培训班”，我的导师黄国营老师给我资助让我参加。那时候有机会进京学习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大事，全国都没有多少学校有这个能力资助学生去参加，学生个人大都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黄老师是吕先生培养的现代汉语方向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们师生的私交甚笃。黄老师给吕先生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着，并告知吕先生的家庭住址。因为那时全国想见吕先生的人很多，吕先生的家庭住址都是保密的，所以能见吕先生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我刚从北京站下车，还没有到学习班报到，就背着重重的行李就去拜访吕先生，辗转找到吕先生住在建国门附近的家。我站在吕先生的家门口，心里十分紧张，忑忑不安，呆了一会儿，才鼓足了勇气，敲了几下门。过了一会儿，吕先生的夫人开了门，问明来意，把我让进门来。当时家里还有一个吕先生的外孙女在，吕先生不在家，下楼到院子里散步去了。我就坐在客厅里铺有竹席的沙发上静静地等待，没过多久吕先生拄着拐杖从外边回来。那时吕先生已经84岁了，仍然眼明耳聪，思维敏捷，这与老先生笔耕不辍、注重保健很有关系。我赶快递上黄老师让我带的信，吕先生看了看，就坐下跟我谈起来。

        那时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已经确定，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我先向吕先生谈了我的大致想法。记得那时我还是拿着一叠自己手写的稿纸，一个例句一个例句给吕先生念，努力解释自己打算怎么做，吕先生耐心地静静听我讲。吕先生给我讲了两点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点是要做好汉语研究必须学好英语，这应该是吕先生学术人生的感悟。我当时看到吕先生的书架上放着一套他翻译的文学丛书，具体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解放前翻译出版的，封皮已经很老旧了。我在《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里有大量篇幅是关于英汉对比的，其中一部分内容以《英语的否定性成分》发表在1994年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这是受益于吕先生的教诲。

        另一点是他的著名的“铜钱和串线”的比喻。吕先生说例子就如同一个个“铜钱”，你想多拥有，就必须用钱把它们串起来。吕先生这个比喻在他的论著中都提到过，我此前就知道，而且黄老师给我们上课时也多次引用，然而能够得到吕先生的耳提面命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这其中也包含着吕先生对我这个后学的真诚关爱。

        跟吕先生的会面大约有两个个多小时，后来在槐树岭的学习班上吕先生又来给学员讲了半天课。从这短短的两次会面中，虽然我能从吕先生学到的知识十分有限，然而这对我学术人生的最大意义在于见到了自己的学术偶像，目睹了一代大师的风范，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习西方理论方法的同时，接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地气”。

        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见到邢福义先生，他说：“你写的东西新而不怪。”邢先生对我一直很关爱，这是邢先生对我的最大鼓励啦。这个“不怪”二字就来自我向老一代学者的求学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