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从事语言学研究者甚众，然而能有所建树者则越来越少。要说今天的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比我们那一代要系统得多，然而为何创造力不行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成长在信息时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既为这一代人提供了巨大便利，也为他们对语言的感觉制造了不小隔膜。今天的年青一代从文献阅读到用例采集，基本都是依赖电子文本，这样使得他们始终飘在语言现象之上，对语言难以产生感觉，就像飘蓬一样随风乱转，只能跟着国外语言学玩一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

        然而，我是直到30岁出头时才第一次用电脑，此前一切都是“手工”，那个时代逼着我们下笨功夫，这无意中造就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或者说优势。从读大学开始，我所下的笨功夫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背字典词典。回忆起来，我所系统背过的词典有《汉英词典》、《新华字典》、《成语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当时基本上能做到记住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

         其二、抄写语言学范文。这是我开始读硕士时做的事情，抄写过的内容包括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以及这些大家所发表的论文。

         其三、阅读原文，手抄卡片。在武汉读硕士时，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阅读近当代口语文学作品，手抄卡片，凡是遇到有趣的现象都抄在卡片上。一想到武汉读书的时光，就想到在炎热的季节，一个人搬个凳子坐在树荫下，边阅读曹禺、老舍这些人的作品，边抄卡片。记得离开武汉时，很多值钱的家具都给人了，唯独一箱子卡片我舍得丢掉，运回了洛阳老家，因为那里边有我的心血和事业呀。

        1996年元旦这日，我来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参加李讷教授的“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学”。李老师把我引到一间办公室，书架上摆满了从《诗经》到《红楼梦》期间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品，既没有电脑，也没有任何电子文本，我就是一本书一本书阅读，一张一张卡片来抄。我的论著来自于自己亲手抄写的数以万计的用例卡片。当时向李老师报销课题经费的发票大都是买钢笔、卡片和橡皮筋，离开圣巴巴拉的时候，办公室的抽屉里放满了我抄写的各种卡片。现在想起来它们不知所终，还甚为惋惜。

         正是以上的苦功夫和笨功夫，逐渐让我有了对现代汉语和汉语历史的“感觉”。这么多年的研究，我就是凭这种感觉来发现问题、论证问题的，语言学理论只是作为写作时一种参照。

         手抄一遍与看一遍的感受大不一样，一句一句地阅读与用电子文本检索的差别更大。一个人用电子文本检索什么，一定是事先脑子里已经有的现象，然而语言规律往往是从“有”和“无”的对比中才能看出来，可是用电子文本检索永远看不到这个“无”，所以根本不可能发现真正的语言规律。

        其实，手写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笨功夫”，它是掌握很多学科所必需的途径。比如，斯坦福、MIT、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他们的大部分数学课直到今天仍然是100%“手工教学”，个中的奥妙我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此文原发于《羊城晚报》，后被《读者》等多家刊物转载。

附《读者》2016年8期转我的《世界知名大学课堂禁用手机》一文

    自从有了电脑，人们用手写字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现在不少学生在课堂上用手机拍摄教学内容，不想用笔记。但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学有明确规定，课堂上禁止用手机拍摄教学内容。

　　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雄冠全球，学校位于世界IT行业的心脏——硅谷。教室里现代化教学设备应有尽有，然而很多学科的教学完全不用电脑，仍然坚持传统的教授方式，就是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板书，学生记笔记。在一些课上，老师明确规定，只能以手写方式记笔记，不能用笔记本电脑记录，更不允许用手机拍摄。

　　斯坦福大学为什么要坚守传统？这是由学科的性质决定的。像数学这种学科，要使用大量的抽象符号，而且内容大都是定理公式的证明推导，如果老师只展示事先准备好的PPT，学生就没有机会领悟推导过程。再加上自己不动手抄写，上课内容成了过眼云烟，脑子里留下的印象会很浅，结果根本无法掌握这些知识。

　　老师过度依赖PPT也会影响教学效果。写板书可以强迫老师不偷懒，每次上课前老师都要认真备课，如此才能“温故而知新”。试想一下，假如老师用PPT，只需准备一次，然后年复一年地用，老师自己是轻松省事了，结果可能不是熟能生巧，而是与教学内容越来越隔膜。

　　 手写是美国至今仍然非常流行的一种重要教学模式。沃尔特·莱文是麻省理工学院知名的物理学教授，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在网络上，我系统地看了他三门课的教学实况录像，包括“物理学入门”“电磁学”“振动原理”，全部是用手写板书。

　　  学生要体验“学而时习之”的快乐，必须放弃用手机拍摄而用手记笔记；老师要做到“温故而知新”，也要少用PPT而多写板书。

　　  现代科技的发达为学习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时也威胁着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