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内情的人会觉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张洪明、刘丹青等人的事，所以他们才会想方设法毁灭我的学术乃至生存的根基。其实，这是一场学术界名利之争的恶性表现。我一门心思做我的学问，成果和人气在2000前后就远高于他们。所以我清楚明白，这场争斗是不可调和的，也是无法妥协的，只有“你死我活”这一个结局。

        张、刘等什么龌龊的手段都使上了，包括到我的单位造谣，尝试踢掉我的饭碗，其目的就是让我从此以后再无法做学问。可是我并没有以牙还牙，也到他们的单位揭发他们，利用我的社会资源去限制他们，如果我这样做恰好就中了他们的计，因为我从此以后再无法专心做学术，再出不了像样的学术成果，结果就会被学界逐渐淡忘。因为他们实行的是群狼战术，我就凭一人之力，就会与他们斗得筋疲力尽，最后累死在人事纠葛之中，这是他们给我设下的一个大陷阱。

         我清楚地认识到，因为他们最怕我的是学术，不断在学术上发展自己才是最后的取胜之道，所以这些年来我潜心于自己的研究，而且不断开拓新领域，让这些黑手抓不住，让他们鞭长莫及。

         2002年我和张洪明在北京师范大学相遇，那时表面关系还是正常的。我到张洪明住的宾馆房间，给他送了一本刚刚在北大出版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张洪明当时的反应是，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坏，连一句“谢谢”的话也没有说，静静地拿着我的书翻了两下，仰面倒向自己的床上的被子上。联想起此前两年我去香港开会，张洪明打来一通电话，威胁我不能搞汉语史研究，说“你没有资格做汉语史研究”，并劝告我：“如果只做现代汉语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大家。”也许就是从我给张洪明送这本书那时起，张已决定痛下杀手。

         刘丹青自打入社科院语言所起，就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全面封杀打压我。他几乎联系了汉语学界、英语学界甚至少数民族学界的所有刊物，试图联合起来一起封杀我，让我在学术上窒息而死。

        刘丹青这些年来，一方面利用职权拼命拉抬自己，另一方面疯狂扼杀对手。那么，他们的效果如何呢？不用看西方普通语言学界，因为刘丹青是“0”影响力，不用比。就看《中国知网》的统计，刘丹青的学术影响因子（H-指数）是32，我的学术影响因子是45。考虑到非学术的因素，刘丹青利用自己的职权起码抬高自己1/3，我被他们打压起码降低了1/3。把这个非学术的因素考虑进去，就是我和刘丹青的真正差距。张洪明现在只能靠嘴皮子吃饭了，因为他的学术影响因子几乎为“0”。

        写这些东西，不是向刘丹青、张洪明示威，而是劝勉年青一代朋友，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培养学术求真精神，如此才能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