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之后，原来在南开工作（现在首都师大）的洪波与我好像有杀父之仇似的，我在日本学术会议上发言，他去闹场；我到南开讲学，他威胁研究生说“谁听石毓智的讲座我收拾谁”；他还在刘丹青、张洪明的策划下出面写了一篇批驳我和李讷合写的《汉语语法演化史》的“书评”，并要求《语言研究》只发表他的书评，不能发表我的“回应”。学问没做多少，却霸气十足。洪波这样做是给刘丹青等的“投名状”，果不其然，立刻得到刘丹青的回报，洪波在2003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来又接连在这个刊物发表了几篇。汉语学界能力差的而又想在刘所长管辖的刊物上发文章，不妨学学洪波的“终南捷径”。

        那么，洪波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文章质量到底如何呢？下面就以他（2008）为例给大家略作分析。

        仅仅只有5行字的摘要，就有如下的病句和表达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作者的语文水平，另一方也透露《中国语文》的编辑问题。

        ①“但这种小句的性质和功能至今未能求得一致”是病句，应该为“但是关于这种小句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至今未能求得一致”。

        ② “并根据《论语》等周秦文献的调查和分析”是病句，应在“《论语》”之前加介词“对”。

        ③“文章结尾对‘之S’的衰亡也进行了探讨”是病句，应在“衰亡”后加“的原因”。

         如果吕先生在世，他该作何感想？会不会拍桌子发火？《中国语文》可以刊登学术水准不咋样的文章，但是5行字就有3个病句，就是中学生的作文也不该如此！

         ①洪波所说的“宾语前置式”是错误观察，那时只有强调或者焦点才会出现第一种格式，而且其中的“之”可以为“是”等其他指示词替换，如“唯敌是求（《左传》）”。否则，“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论语》）是属于“宾语前置”呢，还是“主谓结构”呢？让洪大教授说说。

         ②先秦汉语并没有一个“其VP”的专门格式，“其”是一个领属代词，其后的成分可以是NP或者VP罢了。

        这是典型的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分析。即使有出土文献证明存在“之”的脱落想象，也不能说明洪波所说例子的“之”的隐现属于转写错误所致，除非出土文献有同样的例子才能说明这个问题。这种分析是简单幼稚的，而且非常不严谨。

         “之”在先秦汉语中是当时口语现象。后来它在口语中消失，必有另外的原因所致。如果真的如洪波所说的原因，即口语和书面语逐渐分离导致“之”用法衰微，那么先秦“之”的用法应该一直保留在中古及其以后的书面语里边才对。那么为何它又在书面语消失了呢？洪波的解释不着边际。

        【总评】洪波把“NP之VP”成为“小句”，是个语法概念的错误运用。“小句”对应于英语的clause，它本身就是一种句子形式。然而“之”的功能则恰好相反，“NP之VP”则是个名词性短语，从来不能独立成句，如同王力先生所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洪波用Arie的“可及性”来说明“之”的有关用法，属于典型的生拉硬扯，拿一个自己都不理解的“洋概念”来给古汉语现象贴标签。通篇文章作者都没有说明啥是“可及性”。先前的“之”是高度语法化的标记，哪里还有什么所谓的“可及性”？这里的“之”就如同“他这一哭”和“他的到来”中的“这一”和“的”的功能相似，就是把主谓短语名词化而已。

        我和李讷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过文章《论结构助词的历史兴替》（1998），又在北京大学出过《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其中一节专门讨论指示代词与结构助词的关系，是这个方面最详尽的文献。洪波的一些观点应该来自我们的论著，但是他只字不提我们的工作。洪波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魏培泉等这些脑子僵化、心胸狭隘之人的文章，都是些古汉语界只见树叶者，他们抱团相互取暖。

        洪波这种靠当打手、拉帮结派发表文章的做法，我也很同情，因为能力有限，只有走邪门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