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围堵和封杀，必然导致学术的衰退甚至死亡。社科院语言所围堵封杀我十多年的结果，就是让吴福祥、刘丹青等这些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为了不让汉语学界再愚昧下去，为了不让年轻人在浑浑噩噩的学术氛围中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今天我决定再站出来说些真相。

        吴福祥这种文章很唬人，一是发在《中国语文》这样的刊物上，二是屁股后还跟着冯胜利和黄正德在狐假虎威。其实这篇文章，除了引用古人的例子是真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假的错的。下面我只讲几点。

        一、吴文的核心观点是，先秦“两亩之宅”中“之”在汉代失落，产生类推效应，导致量词的产生。其实，这种结构在今天的语言中还保存着，只是标记换了罢了，比如“两亩的菜地”、“一斤的鱼”、“两吨的黄金”等。度量衡单位后大都可以加个“的”，然而一般量词则不允许，比如不能说“*一个的人”、“*两本的书”、“*五匹的马”等。

        二、类推是有方向的，使用频率高的、常见的类推使用频率的、罕见的，而决不能相反。先秦的“数+ 度量+ 之+ 名”的使用频率极为少见，而“名+ 数+ 度量/量”则是最为常见的，如果真发生类推效应，只能是后者类推前面的。

        三、“数+ 度量 + 之 + 名”在汉代就消失了，可是量词在那时刚刚萌芽，到了魏晋才有个别量词出现，一直到唐代数量表达需要量词的仍然不到50%，在宋代量词系统还没有建立，仍然普遍存在着“名+ 数+ 量”的现象。例如：

        今日天凉，大师可饮京酒一两杯。（乙卯入国奏请）

    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朱子语类·训门人）

         量词系统的最后建立是在元明时期。在汉代就出现的现象，难道能够类推一千年之后的变化吗？

        社科院几乎没有在欧美正规训练过的博士，所以不懂得国际学术界的规范，结果从领导到研究人员都非常任性，想忽略谁就忽略谁，想封杀谁就毫不犹豫下手。这是国际学术界不允许的，凡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成果，你可以不同意它，但是不能绕开它。我在与李讷教授合写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有专门一章《量词语法化的动因和过程》，这本书的影响力超过吴福祥的任何一本书，你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忽略它呢？吴文比这本书的出版晚了5年，文章发表的价值是超越前人的研究，你超越了吗？超越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问题。

        我在汉语史领域发表文章的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在荷兰约翰·苯杰明出版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5种专著，层次、研究的题目、引用率等都比你吴福祥不差吧。我们的工作也不完善，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欢迎其他学者批评指正，但是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忽略排斥它们。今后凡是我研究过的课题，《中国语文》等刊物又重复发表相关文章，我都会给学界点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