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毓智

        在2011年2月9日,我参加了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举办的一场讲座,演讲者是哈佛大学教授、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在这场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演讲将要开始之前,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坐着轮椅进来了,因年事已高,头都无法直起来,但还是坚持听完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我们所见的追星族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而且都是歌星、影星,然而一个90多岁的追星族追的是学术明星,这种现象在国内并不多见。

　　上面讲的这位美国老人,并不是个别现象,斯坦福的很多学术会议都能见到类似的场景。

　　另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是在唐纳德·克努斯教授的讲座上。他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元老,他的工作对计算机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算法分析之父”,得过几乎所有计算机行业的大奖。

　　听这个讲座时,我坐在第一排,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对老夫妻,老太太的牙都掉光了。而且老太太似乎有点儿老年糊涂,在讲座中间,她大声地吆喝:“声音大一点儿!声音大一点儿!”我想,演讲者有扩音器,整个大厅里的人都没提意见,老太太坐在第一排还听不清楚,很可能是自己的耳朵已经背了。然而这种小细节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平常老百姓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这些高尖人才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深厚的群众基础。

　　我在斯坦福旁听的课中,有五门课的老师年龄都在70岁以上。其中信息论课的老师,手都打颤了,说话也不那么利索了,满头银丝,可能有80岁了。讲到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是真正的“终身”,你只要自己不说退休,没有人逼你,可以一直干下去。

　　有不少教授选择70岁上下退休,主要是为了把自己从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特别是可以自由出国搞科研。

　　这些人一辈子把生命都放在学术活动中去,他们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达到了孔子所说的“好之”“乐之”的境界,这样能不出大师吗?

　　另外,西方学者不仅善于从严肃到轻松的转换,也能把轻松的上升为严肃的。概率论就是从赌博开始发展起来的。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开设有两门课,一是“围棋中的数学”,二是“打结的数学”。像下围棋、打毛衣这类活动,咱们远远比美国普及,而且水平也高,然而没有听说谁在研究这里面的数学问题,更不知谁会把这搬到大学的数学课堂上来。

　　把学术看得过于严肃,带来两个负面的效果:一是体验不到做科学的乐趣,二是不容易从游乐活动中悟出科学道理。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