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在北大中文论坛陆续公布了梅祖麟剽窃的事实。但是论坛版主在北大陆俭明等人的压力之下，删去了我的所有帖子，致使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因为这是攸关学术健康发展的大事，其价值远远超越个人的恩怨，所以我觉得有责任让证据公诸于世，目的是告诫年轻学人，任何学术腐败，与政治经济犯罪一样，当事人可以得逞一时，但不能得逞一世，最后必然身败名裂。那些感兴趣这个话题其他文章的读者，可以点击本博客首页左下角“汉语学界的那些事儿”标签，便可看到其他文章。

        太田辰夫以毕生的精力研究汉语史，他在该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被一个华裔学者梅祖麟据为己有。特别是梅祖麟剽窃被揭露以后，海内外汉语学界的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折射出日本学术界与华人学术圈的重大差异，它非常值得整个华人学术界深刻反思。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于1958出版了《中国话历史文法》，这是该领域的两本开山之作之一，与王力的《汉语语法史》并驾齐驱，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太田在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亮点就是，他发现了“动+ 杀”和“动+ 死”在唐代以前的分布规律，并以此为形式标准来判断动补结构形成的过程和时期。动补结构的产生是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现以及所带来的相关发展从整体上改变了汉语的面貌。所以说，太田辰夫的这个发现是汉语语法史学界的一颗明珠，就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在数学中的价值和地位，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这个问题，太田辰夫在书中给出了书中非常详细的描写、论证，并提供了大量例证。太田辰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❶首次发现了“动 + 杀”和“动 + 死”的互补分布规律，前者其后可以带宾语，后者不能带宾语。这种规律来自这样的事实：“杀”是及物动词（相当于英语的kill），“死”是不及物动词（相当于英语的die）。

❷纠正了当时学界的一个流行错误，指出“动 + 杀”在魏晋之前带宾语是古代汉语并列动词结构共宾语现象，而不是今天的动补结构。在汉魏时期，汉语可以最多四个动词共一个宾语，如“邀击破走之”（《史记》）。那时候“动 + 死”带宾语只能是隔开式的，即宾语位于动和“死”之间，如“打狗死”。

❸以“动 + 死”结构的功能变化为观察线索，以“动+ 死 + 宾”结构的出现为形式标准判断动补结构形成的历史时期。

在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中，迄今为止，能在科学性、逻辑性和重要性超越上述太田的创见的还很难找到。然而梅祖麟在1991的论文中明确声明是“我们发现”，只字不提太田在这个问题上的杰出贡献。如果拿走太田的东西，梅文的价值就会缩水起码90%，只是补充了更多的例子而已。

梅祖麟头上的光环既多又大，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讲座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一生没有出版过一本学术专著，只发表过若干论文，该文为梅祖麟一生发表的最主要的那三五篇文章之一。此外梅祖麟至少还有4篇文章的观点、论证和例子是剽窃别人的论著的，这意味着梅祖麟一生的学术声誉主要是建立在偷来的东西上。

        梅祖麟在他的文章中两次提到太田辰夫，这说明梅祖麟是看过太田的著作的。梅文中的第一次引用是讲太田与王力在确定动补结构产生时间上的分歧，第二次则是说明梅文的一组例子有几个引自太田的。这可能是梅祖麟一种特意设计的障眼法，他大概是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如果事后有人追究这件事的话，他好以此做遁词，其实这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只要有最基本阅读能力的人，看一下梅祖麟的文章和太田辰夫的原著便会直到事情的真相。

        好了，现在就让证据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