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11年重回斯坦福访学期间，在中餐馆宴请我的导师Elizabeth Traugott时留影。

        有机会到斯坦福读书是一种幸运，有幸师从Elizabeth Traugott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则是更大的幸运。在求学生涯中，我自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

        凡是搞语言学的人，对Traugott教授都不会陌生。她在剑桥大学出版的《语法化》一书风靡世界，也对汉语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Traugott教授还具有非凡的管理才能，她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诸如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主任和大学教务长，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秘书长，国际历史语言学会会长，美国科学人文学院双院士，托福考试命题委员会主席，等等。她出生于英国，具有英国人那种缜密的逻辑思维特征。

         我刚到斯坦福就听说，Traugott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我所在的是东亚语言系，虽然我对她的研究领域很感兴趣，但是当初跨系选她做导师心里还是没有数，不知道她会不会同意，所以就以修她的课来取得其信任。1997年春季学期，我选了Traugott的语法化课，最后的成绩是A。因为有了这个基础，Traugott也就很乐意收我这个徒弟。当我第一次表达想选她做导师时，Traugott在她的办公室专门约见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写论文的方式差别非常大，如果你想写出可以在西方出版的博士论文，就必须摆脱以前的中文写作习惯，全面接受西方的思维训练，采用西方的写作方法。”我那时想，既然来到美国，就应该放下以前的包袱，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思想方法。结果，我的博士论文在毕业后不到半年就成文送给西方出版社出版，不到2年就在荷兰的约翰·苯杰明出版公司以英文出版，这是一家世界上主要的专门出版语言学专著的出版社。

在博士论文选题之初，Traugott教授给我提出一个要求：“用一句话把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和学术价值讲清楚，否则不能开题。”当时一听就头就大了，心里想一篇博士论文怎么可能用一句话说清楚呢！这下可难坏了我，回去后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星期，尝试了五六次以上，Traugott都不满意，最后总算勉强过了这一关。这番挑战好处很大，它让我胸有成竹，随后的论文写作都很顺利，效率也就特别高。

在斯坦福读书期间，让我受益最大的老师就是Traugott教授。除了上课外，我跟还她修过三个学期的“独立研究（Independent  Studies）”课，方式就是“一对一教学”，选一种专著，每个星期见面一次，写读书报告，讨论自己的心得。在斯坦福，博士论文开题之前，要通过四门综合考试，Traugott负责我的理论方法课考试，她先是给我列了一个阅读书目，学了几个月后，她出考题让我解答。这门考试的压力最大，但是收益也最大。我2011年回斯坦福时，Traugott已经退休了好几年了，但是幸运的是，学校又把她请回来讲她最新的研究成果——“结构化”，我系统旁听了这门课。她的这一研究成果最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一生遇到一个好老师就是幸运，我遇到好几个像Traugott这样的好老师，所以我是幸运中的幸运。我在语言学上的思路、眼光和胸怀与Elizabeth Traugott这样的教授的教育和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