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简单把西方制度移植到华人社会行不通，即使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华人在同样的制度中也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个体缺乏公正、诚信和独立精神，任何制度都会导致负面结果。

        无可否认，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美国具有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然而，即使在这个系统的华人常常会把这种制度变成扼杀人才的工具，最后导致学术研究不进则退的退化现象。我举两个亲自经历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读语言学博士。当时该系有4位正教授，有两个世界级的风云人物，其中还有一位来自香港的陈姓教授。陈姓教授的学术在这4个正教授中最弱，研究面很窄，没有美国学生跟他学习，选他做导师的都是来自台湾、香港、大陆等地的留学生。在我去那里的前后十几年中，共有五六个华人学生选陈氏做导师，还有五六个华人留学生是选美国教授做导师的。结果陈氏让自己的所有学生都顺利毕业拿到博士学位，而把选其他教授做导师的中国留学生全部杀掉赶走，他的理由都是“缺乏学术研究”能力。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来自该系的一条规定，使得每个中国留学生在获得博士资格以前都绕不开陈氏的课程或者让他指导一篇论文。结果就出现了这种现象，选择陈氏做导师的中国留学生都“具有研究能力”，不选择他的则都“缺乏研究能力”。结果如何？时间给出最好的回答，陈氏培养的博士生有些一出校门就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还有几个尚在学界混的，他们的学术影响因子加起来不抵我一个人的零头。

         美国培养人才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教授负责制，然而这种制度的成功运行是建立在每个教授的学术修养、公正和诚信的基础之上。在这种制度中，负责的教授说了算，任何他人无权干涉。那么到了陈氏这种华人手里就成了恣意妄为的泄私愤工具。

        美国大学选拔人才实行学者推荐制，这也是建立在每个学者的公正和诚信基础之上的。美国各个大学的与中国语言文学有关的系科多为华人，一旦出现一个工作机会，就被在美国知名大学工作的少数华人学术巨头操控，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弟子，其次就是平常围绕自己献媚的年轻人，无人会从能力上去推荐该领域最好的人选。这些巨头感兴趣的是如何培养自己的亲信，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很少人去考虑如何有利于学术发展。

       《左传》上说的祁奚荐贤，国君让祁奚推荐一个人担任一个显赫的官位，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整个国中最合适的人选。这在当今西方华人控制的学术领域也是一个神话。美国大学中华人操控的领域几乎变成了这种黑道性质的，结果出现该领域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现在占据美国知名大学这些要位的学者不少就是扶不起来的学术阿斗。

         这些学者不少都是在香港、台湾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长期在美国工作。然而因为缺乏诚信和公正，被他们玩于鼓掌之下的学界，必然走向式微和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