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只有在宽容、自由竞争的氛围中才能发展。欧美学术发达，就是得益于这种氛围。美国的语言学最发达，什么流派都有，百家争鸣，最后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

         然而一到华人学术界，即使这些人在美国学习工作，就把学术界变成一种险恶的江湖，成了争地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黄正德，台湾人，MIT博士毕业，现任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黄正德应该是华裔语言学家中最成功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在国际语言学界名噪一时。随着乔姆斯基理论的发展，黄也逐渐掉队，主要靠经营一个杂志和国际汉语言学界维持人气。

        按理说，黄正德在美国是名利双收，应该心满意足，然而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见不得其他学派的学者生存得不错。下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当陶红印在UCLA找到工作时，黄正德就给该大学去了一封信，说陶红印搞的功能学派是不科学的，建议该校不雇用陶红印。该校有关人士接到黄正德的信非常慎重，征询加州大学圣巴巴拉的李讷教授的意见，李讷教授专门写了一封信来解释功能学派，UCLA这才最后决定聘用陶红印。

        黄正德的行为与欧美学者大不一样。乔姆斯基创立了生成语言学派，在美国的地位极为崇高，他也没有试图建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取消兰盖克的认知语言学，或者建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不要设立功能语言学。乔姆斯基虽然也霸道，但是他仅仅限于这样做：你跟我的学术不一样，那你就到别的地方发展吧，而乔姆斯基不会试图断了学术异己者的生路。所以有一批离开MIT的教授在别的地方发展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伯克利加大的Gorge Lakoff等。

        学术是在各种流派的自由竞争中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独裁霸道，即使出生在台湾而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学者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是整个华人语言学家在国际语言学界做不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