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沈先生本来是好朋友，长期以来的学术知音，在我学术发展的前10年，我跟沈先生有很多书信交流，沈先生也给了我不少支持。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至今对沈先生仍存感念之情。我来新加坡工作以后，还请沈先生来讲学，期间他一直就住在我家里。

         然而，遗憾的是，在2002年我揭露梅祖麟长期剽窃他人作品后，特别是刘丹青、张洪明、冯胜利和张敏这四个人匿名在北大中文网谩骂诬陷我时，我把他们的真实姓名点出来后，沈先生却选边站，站在了梅祖麟、刘丹青等这一边。尔后，沈先生做主编的《中国语文》不断发表梅祖麟“鬼打架”的汉藏语古音构拟的文章，还默许纵容刘丹青等对我进行大肆封杀。

         沈先生选边站的考量不是学术，更不是正义，而是权势和利益。梅祖麟及其丁邦新一帮哥们儿代表了国际国内最大的权势派。

         2002年，在日本名古屋的国际汉语语言学会上，时任所长的沈先生专门找我解释《中国语文》不会再发表我文章的原因，用他的原话说：“梅祖麟、刘丹青等的伤口还在流血，再发你的文章等于给他们伤口上撒盐。”也就是说，沈先生决定不发我的文章，是出于考虑避免剽窃者、造假者的情感进一步得到伤害。

         沈先生的学术影响因子为40分值，比我只多1分。假如没有他主管的《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这10年对我的封杀围剿，即使沈先生具有兼任两大杂志主编的优势，我的学术影响因子也会明显高于沈先生的。

         沈先生引进刘丹青，鼎力支持刘丹青主掌语言所，这恐怕是他留给语言所乃至整个学界一个后患无穷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