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为何孔子雕像落户天安门广场？这涉及到对孔子的解读。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特别是不同知识背景和阅历者，对孔子的解读各不相同。古今谁的解读最准确、最全面？我认为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贡。当时社会上就流传“子贡贤于孔子”，可见子贡的水准。而且，今天我们知道孔子这个圣人，是子贡的策划。子贡在老师去世之后，与师弟宰予、有若一道发起了早生运动，他们的口号就是“自生民以来未有贤于夫子者”。

    下面是拙著《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中的一章。该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年9月）。

孔子的外交部发言人—子贡

石毓智

        古今对孔子的理论和人生 解读得最全面、最准确的人，莫过于子贡。如果没有子贡，我们对孔子的理解，恐怕还是在黑暗中摸索。子贡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与孔子的零距离接触外，还在于他的智慧，他的观察力，他的洞察力，特别是他的务实精神和反省能力。

        孔子学院的教学是问答式的，你不问，孔子不答。孔子也不用教案，不像今天的课堂教学，今天非把什么内容上完不可。而且孔子一次只说一句话，你问得越多，他回答得越多。

        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然而他的思想是被问出来的。那么，首先感谢一个善问的人，他就是子贡。子贡不仅问得多，而且面最广，他问政，问仁，问道，问君子，问友，问士，问好人，问坏人，问贫富，问古人，还问今人。

        孔子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名人，很多人对他好奇，想从他的学生那里打探到一些关于孔子的消息。但是，学生跟学生不一样，问不对人只好空手而归。据《论语·述而》，一次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子路傻乎乎的，竟然不回答，啥也说不出来。孔子则埋怨道：“你怎么不说，他这个人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看来，孔子虽然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但是他也是很想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特别是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好学精神。

        子路是孔子的风纪督察长，但是他并没真正理解老师的为人，特别是老师的理论。叶公是没有找对人，如果问子贡，那一定会得到漂亮的回答。有不少人向子贡打听孔子的事情，大都满意而归。

        根据《论语·学而》，子禽问子贡：“先生每到一个国家，必能了解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是请求人告诉他的呢？还是人家自愿告诉他的？”子贡说：“先生是以温和、良善、恭敬、检点、谦逊的态度得来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他老人家获得信息的方法，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吧！”经子贡子贡这么一描绘，马上把孔子的圣人像勾勒出来了。

        讲究师承，也就是学术出身，可以追溯到2,500年之前。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好的师承可以给自己平添好几分。这跟今天讲究名校毕业如出一辙。但是，第一个博士导师一定不是博士，第一个名人一定不是向名人学习的。

        卫国的公孙朝大概想贬一贬孔子，向子贡问道：“仲尼是从哪里学习的？”也就是说，孔子的老师是谁。子贡的回答太漂亮啦：“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在子贡看来，夫子的伟大在于所有的“民人”都是他的老师，他是真正读懂了社会这本大书。

        还有人关心夫子的弟子构成问题。你看，孔门弟子什么出身、什么样子都有，有来自官宦家庭的，有来自平民百姓的，有北方的，有南方的，有贤的，有愚的，有帅的，有丑的。所以南郭惠子就好奇，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杂”本来不是什么好字眼，子贡的回答很精彩，一连用了两个比喻∶“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荀子·法行》）。”我们夫子德高望重，善待众人，想来的就来，想走的就走。就像一个著名的大夫一样，什么样的人都来看病，什么样的病也都让他来看；就像一棵挺拔的大树旁边多歪曲不直的小树、灌木一样。一句话，弟子来源的杂，正衬托出夫子的伟大。每次子贡的回答，都能对夫子的形象有所提升。

        那么，夫子理论的“一个中心点”在哪里呢？也是子贡问出来的。我们前面讲过，在陈蔡被围期间，缺粮断水，众弟子饿得站都站不起来了，孔子仍然吟诵弦歌之声不绝。这都啥时候了，还“君子不忧不惧”， 因而子贡发火（色作）。此时孔子想降一下子贡的温，提出告诉子贡他“一以贯之”的那个“一”，子贡不感兴趣，对话不了了之。然而，子贡这个最忠心的学生并没有忘了这件事。据《论语·卫灵公》，子贡问道：“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的这一问，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一次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会议上，不少代表提议，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一。的确，如果人人都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这个世界就和谐了，也就让爱充满了人间。

    问什么样的问题，怎么问问题，代表一个人的水准。上面这个问题，子路是问不出来的。表面上看来，孔子东一句，西一句，实际上他有贯穿其间的一个中心点。子贡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孔子的学术特征，也是子贡概括出来的。孔子谈什么，不谈什么，代表他的价值观念。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里的文章跟我们今天的意思不一样，指的是诗、书、礼、乐、史等方面的古代文献。孔子曾经说自己“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下学人士，上达天命，这很容易引起后世人对孔子“上达”思想的臆测。子贡告诫后人，夫子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的具体言论，避免对孔子的恣意诠释，任意曲解。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自然也好，人性也好，这些都是极神秘的东西。孔子对玄妙而无实据的东西存而不论。

        孔子的思想是被问出来的，问问题的水准越高，孔子的发挥也就越好。同时是“问政”，可以看出齐景公与子贡之间的距离。

        《论语·颜渊》和《史记·孔子世家》都记录了齐景公向孔子问政， 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拍案叫绝：“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的思想觉悟也太有待提高了，好像搞政治就是保住自己的饭碗。难怪齐景公死后，孔子对他的评价不高：“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齐景公也只顾自己乐陶陶的，不再往下问了，你不问，孔子也不答。据《史记·孔子世家》，过了几天齐景公又向孔子问政：“政在节财。”孔子换话题了。孔子这两次谈论政治，都有些语焉不详，这跟问者的水平太次不无关系。

        现在来看看子贡是如何问政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不知是因为子贡的水平高，还是孔子的政治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的言论也深刻得多，全面得多。在孔子看来，经济（足食），国防（足兵），道德（民信），是立国之本。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加上国防建设，可以保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在今天看来，这种观念也不过时。孔子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要搁齐景公，肯定会手舞足蹈，连声“妙！妙！妙！”不再往下问了。然而，子贡就是子贡，他还感兴趣这三件事的轻重缓急。孔子回答，第一重要是道德建设，其次是物质建设，最后才是国防建设。孔子所说的不一定绝对正确，起码我们可以更系统、全面了解他的政治思想。他是最崇尚道德的，所以把道德建设放在第一位。《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管仲的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有所不同。

        对孔子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的认定，也是子贡做出来的。孔子很讲究谦让，所以很多时候，他讲的是真心话，还是在谦虚，说的是自己，还是别人，后人很难搞清楚。幸好有了子贡，我们才不在那里犯迷糊。有次孔子自己开了个话题：“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表面上看，孔子说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三点，可是子贡心里清楚，这是夫子在表白自己：“老师说的就是自己呀（夫子自道也）！”

        孔子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张扬自己，这不仅是子贡对老师的认识，也是孔子对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孔子是一个仁者、智者、勇者，孔子的一生确实体现了这三点，也确实做到了不忧、不惑、不惧。这就是几千年来，孔子永远不衰的人格魅力所在！

         孔子的理论，在当时的人看来就不好懂，究其原因，除了他的理论博大精深外，还跟孔子不喜欢或者说不善于论证不无关系。子贡呢，是当时的成功人士，经商出色，政绩显着，而且还时不时发些高论，所以不少人认为，子贡的水准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

        这搁一般人，有人说他青出于蓝，超过了老师，他一定会翘尾巴。子贡这里恐怕不是谦虚，是真正认识到自己与老师之间的距离。子贡的话总是很艺术，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用精彩的比喻，给人的印象，既形象又深刻。子贡说：“这就如同房舍的围墙，我的围墙只到肩膀，因而人们都能窥见房屋的美好。我老师的围墙有数仞高，找不到门进去，光在外边蹓达，看不到宗庙的美好，也欣赏不到房舍的富丽。找得到门进去的人可能很少吧。叔孙武叔老先生的话不也很自然么！” 这就是最精彩的广告台词，大大提升了老师的形象，而且也不忘反戈一击，贬一贬叔孙武叔这类人：太缺乏判断力了！

        子贡实质上是孔子的“外交部发言人”。子贡的发言，绝大多数可能是得到“中央”的授权或者起码是认同的。孔子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超男，人们对他好奇，从各个方面关切他，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子贡可能自由发挥过了头，就会及时得到“中央”的纠正：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

        看来，子贡搞完新闻发布会后，都要向孔子汇报的。这一次孔子对子贡的发挥显然不太满意。太宰问子贡道：“孔老先生是圣人吧？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造就他为圣人，又使他多才多艺的！”子贡是把孔子神话了，迷信化了，这与他后来跟师兄弟们一起把孔子推向圣坛一脉相承。孔子则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不赞成天命，也认为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自己的知识是向前人学习，勤于思考而得来的（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太宰只是好奇孔子为何这么多才多艺，问题是出在子贡这里，然而孔子并不直接批评这位新闻发言人，只说“太宰了解我吗”，实际上是说“你阿赐并不了解我”。这是孔子的可敬之处，他并不隐瞒自己贫农出身，因为小的时候贫贱，所以学会了许多卑贱的技艺。同时他认为，那些出身高贵的君子会有这么多技艺吗？不会很多的。孔子还补充说，“我没有做官，所以学会了多种技艺（吾不试，故艺）。” 能用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是不容易的，孔子认为自己的技艺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小时候贫贱，二是后来做不了官。孔子有他坦诚可爱的一面，也有他的局限性，认为这些具体的技艺都是卑贱的。

        子贡的善问和解读，使我们能够比较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孔子的治学之道、伦理核心、政治思想、人格魅力、思想博大。

        子贡的每次新闻发布，都是比喻精当，文采飞扬，每次都是成功的“广而告之”，每次都是对孔子形象的升华！

         善哉，子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