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有关精神疾病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医籍中虽早已有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但一直未形成专科，与现代精神病学也很难挂钩。虽然如此，但中医学源远流长，对精神疾病的论述，从症状、机制以及治疗，内容颇丰，有其独到之处。

  《内经》是我国现有最古老的医学典籍，据论证是公元前2～3世纪战国时代人的著作。《内经》把人的精神活动归之于“心神”的功能，所谓“心藏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神”不仅主持人的精神活动，而且统管人的五脏六腑，称“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神”的活动是以“五神”和“五志”来表现的。所谓“五神”，即神、魂、魄、意、志。所谓“五志”，即喜、怒、思、忧、恐。“五神”和“五志”分属于五脏，认为：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后世在“五志”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学说。又述“神者，水谷之精气也”，“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后脑髓生”。这说明“神”的活动有其物质基础，体现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灵枢》中编集了“癫狂篇”，这是论述精神疾病最早的专门篇章。在这一章中，有相当于现代称为躁狂症的颇为精练的描述，如“狂始生，先自悲也”，“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典型的轻躁狂跃然纸上。对癫疾的描述也很生动：“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候之于颜……癫疾始作而引口啼呼……癫疾始作，先反僵，故脊痛。”

  汉代大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急性热病或传染病所引起的精神障碍做了深入细致的观察，提出“谵妄”、“伤寒发狂”、“热入血室”等病名。他在《金匮要略》一书中，最早提出“脏躁”一词，日：“妇人脏躁，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状如现代所谓的癔症。日本也将hysteria(癔症)译为“脏躁”。

  唐代名医孙思邈著《千金方》《千金翼方》对癫狂证候的描述更为翔实。如“或有默默而不声，或复多言而漫说，或歌或哭，或吟或笑，或眠坐沟渠，瞰食粪秽，或裸形露体，或昼夜游走，或嗔骂无度，或是蜚虫精灵，手乱目急，如斯种类癫狂之人，今针灸与方药并主之”，类似今之精神分裂症的一些表现，称为“癫邪”或“癫狂”。后人王焘著《外台秘要》一书，提出气血失调是发狂的病理。此说到明清时代更大为发扬。

  从宋末到清末(12世纪初至20世纪初)，继汉唐医学的成就，众多医家崛起，为精神病的诊治和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最突出的发展是病理机制的研究和治疗的多样化，并开始有了精神病的初步临床分类。如强调癫狂是由于火热过亢而引起，治则必须泻火；“痰迷心窍”论者认为“痰”是癫狂的病理，治者必须清热化痰。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本草纲目》一书，其中有许多是有关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和方剂，如洋金花治疗精神病等。明代王肯堂所著《证治准绳》，其中列出神志门，将精神病分为癫狂、烦躁、惊悸恐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详细分类，为以后的临床归类提供了范例。清代陈士铎所著《石室秘录》，将精神病划分为狂病、癫病、花癫和呆病4类，实为一部精神病论述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于1830年著《医林改错》一书，其脑髓说指出：人的“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也”，“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这与现代精神病学认为大脑是人的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吻合的。王清任所创癫狂梦醒汤等方剂，提倡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疗精神病，目前我国精神病学界正将此方法应用于临床，观察疗效，探讨机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医药学更加发扬光大。成立了中国精神疾病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先后制定了常见精神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辨证分型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对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和神经症等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如东北地区吴彩云、北京地区张健志用活血化瘀法治疗精神分裂症，上海徐声汉、周康运用血瘀证理论，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周期性精神病，北京罗和春、贾云奎以电针百会、印堂穴位治疗抑郁症等均取得了一定疗效，有关机制正在进一步研究之中。应用中医中药治疗神经症则更加广泛，有许多中成药已在临床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