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晖的后半生（一）

两袖清风返故乡

1936年5月，“明月社”在南京演毕由黎锦光带回上海，锦晖与自己经营半生的团体永别了，心情自是沉重。我劝他暂住三弟锦曜家，上海有些未了之事我回去料理，不久即返，同去长沙。临上车，黎明健（于立群，郭沫若夫人）赶去送行。

在南京，考虑了出路问题。回上海做什么呢？作歌，作什么？抗日爱国歌曲没有背景唱片公司不会接受，甚至还很危险；再作情歌也没有兴趣了。想到田汉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上海必将沦陷，不如听从劝告早日离开，否则若被日本人所利用，那可真要遗臭万年了！目前为了生活只有改业。老同学杨绵仲（后来是国库署长）愿为他介绍工作，可他对做官没兴趣。最后决定应湖南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邀请，编写乡村平民读本。那时，四弟黎明，老社友罗静华也都在平教会工作。正在因路费为难之际，大哥锦熙来南京讲学，看见我们非常高兴，他也多年不曾回过湖南，对锦晖的决定很是支持，路费全部由他负责，另外还送了一笔钱，算是贺我们的新婚。于是，这年6月6日正是最热的时候，我们乘船离开南京，到武汉后转车去长沙。

     我们先回湘潭看望两位老人。父亲黎松安，是位书法家，湘潭的各类商铺招牌多出于老人笔下，他心地慈祥，待人宽厚。我是北方人，老人怕我吃不惯米饭，每日走到街上买包子，使我这个儿媳妇真不好意思。锦晖说“不要紧，我的父亲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婆母也是一位有学问的人，一手毛笔字写得浑厚而漂亮，为人慈祥可亲，当时我已怀孕，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暂住在这里，还记得那是湘潭湘济街九号。

左五黎锦晖，左六黎松安

虽然锦晖离开了上海，任光（作曲家）经常有信、有歌词寄来要他谱曲，胜利公司也有信来，旧歌重录，征求他的同意。《桃花江》的乐曲由美国乐队演奏就在在此时。到长沙后，锦晖去听了中学时代的老师徐特立先生的讲演，希望老师能给自己指一指出路。但徐老似乎不大理他。这是一个警惕的信号，锦晖明白自己非要有一种良好的工作表现来得到他人的谅解不可。于是他毅然接受了平教会的聘约，当了编辑干事，又编上了“乡村小学教科书”。

7月，锦晖去长沙，在平教会附近北门外文昌阁十五号租了四间房子，一切用具都从头置起。9月，我从湘潭到长沙，住进厂自己的家。在这里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取名泽长（后参加革命，改为泽民）。  

锦晖除了每日去上班，家中友人不断，罗静华、李果（与聂耳同时进明月社的）还有国语专校的学生贺宣智（在长沙书局工作）以及老同学湖南大公报的编辑、记者朱伯屏、张维、李实等，都是我家座上客。有时应约写一些歌曲，都是在夜深人静时下笔。

1937年春季，锦晖头痛难忍，去看中医，中医要他吃补品，我买了高丽参。不想越吃越痛，送到湘雅医院治疗，发现鼻腔有软块，他们治不了，介绍他去汉口找耳鼻专家李宝实，李大夫为他开刀取出了很多海蜇一样的东西。据说发展到脑部就没治了，救了他一命。

不久，王人艺、张少甫相继来长沙。王人艺只有一把小提琴，张少甫一把大提琴，都住在我家。我们换了房子，四上四下，他们来了也都有房子住。王人艺每日仍不断练琴，张少甫也参加了平会工作，编写算术课本。

锦晖顾不得开刀，与罗静华合作写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后选一部分由平教会出版《中华民民族战歌》一集，其中有的歌至今我记得很清楚，如《我是中国人》的第一段歌词：“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我有刚强如铁的身体，我有决不怕死的精神。我要起责任，保卫我们的国土完整。请听啊，请听啊！请听我激昂昂悲的歌声！”还有《全民抗战歌》、《是好小子上战场》等；锦晖还为杨村彬的话剧《战歌》写了插曲《樱花一样的红》，由欧阳红缨主唱。期间，湖南《大公报》每天登他的歌，这些歌在长沙也都传唱。当时赵元任夫妇来长沙，我们在瞿菊农家聚会。赵元任先生也发表了一首歌曲《我是个中国人》，那时他正准备去美国。

满腔热忱去南昌

在长沙刚经营起来的小家庭舒适而恬静，锦晖接父母来小住。就学于山东大学的八弟锦扬也来养病。不久“七七”事变，两位老害怕，就回老家去了。王人艺受武汉艺专的聘请去教学，锦扬去了西南联大。

江西省地方政治研究会向平教会要人，锦晖自愿与画家王建、霍俪白、杨开道四人一同去南昌工作。那时九江已很危险，南昌经常受到日机轰炸，我们都不放心。锦晖认为：只有到前方去做些有利于抗日的工作，才不是空谈抗日。去后不久他来信说：他已准备撤退到遂川县，平教会还要一批人，希望我与他们同去。我退去房子，把木器用具全部退回湘潭老家，把孩子留在祖父母处。8月，与张簧、李剑南、余先亮、李柳西，还有许多人，因火车经常受到敌机轰炸，坐的是敞篷卡车。途经衡阳、界首、九龙山、乐昌、大禹、南雄、赣州，路上有时狂风暴雨，有时烈日炎炎，车子又了毛病，公路上伤兵车络绎不绝，走了十多天，总算到了遂川。锦晖等已在车站等候，他兴致勃勃，情绪高昂，一路上诉说着他们当时的工作。

次日休息，先去看看遂川风貌。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围着城走一圈也用不了二十分钟。东西很便宜，物产丰富，金橘个大水多而且很甜，橘子、广桔、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大家互称“老表”，年轻女子称“表妹”，结过婚的称“表嫂”。除了外省的人多了，一点抗日的气氛都没有。而墙上的标语却说明了这里曾经是红军几进几出的根据地，如“打倒白军”，只见“白军”两个字被刷上白粉，写上“红军，”又被刷上一层粉写上“白军”……这里曾是拉锯战之地。锦晖在遂川写了宣传材料《抗日三宇经》、通俗唱本《十里送夫》、与画家王建铎合作连环画《一个新农民》等。遂川只有石印，要用笔写好，才能付印。张少甫、黎锦晖两人日夜工作，累了和倒在床上，连鞋也不脱，醒了又干。

我们家里很热闹：两个组的同事都喜欢来聚会。适逢过去在教会做饭的张师傅夫妇也逃难来到遂川，我们与张簧等五人便他们请来，成立了一个伙食团。张师傅能办酒席，在遂川算得上屈一指。本是过得很愉快，不幸的是地方政治研究会书记长霍俪白也吸引来了，还常来他的表弟陆精治。霍是典型的旧官僚，专受人奉承。陆是日本留学生，学的是农业，经常被锦晖问得无以言答。霍俪白喜欢打扬琴，每日饭后都要锦晖、少甫用二胡伴随他弹自唱，日子一长，锦晖反感至极，深为拿了国家的工资却在侍奉领导、虚度时日感到耻辱，因而，满腔热忱化为怨气，经常在吃饭时顶撞霍俪白，结果霍用权势把张师傅挖走，王建铎愤然辞职到四川去了，张簧也走了。锦晖因我将分娩，租得民房，辞去研究会的工作，暂住遂川。研究会不久迁往赣州，霍俪白因与程伯轩共同追求一位女同事，被程用手枪打伤，程自杀，研究会至此解散。

他乡遇故知

我在1939年8月生了第二个男孩，名泽遂，纪念在遂川出生。

这时，遂川县长梁振超被解除了县长职务，新任县长丘新民因账目不清，作为人质必须交代清楚才能离开。适《吉安日报》登一则“黎锦晖在遂川”的消息。这位新县长不是别人，而是以前第三党的成员丘峩华，在危难中锦晖曾救过他，并在生活上给予帮助。见报后就打听，县政府的人便带他来我家。邱全副武装，身佩手枪，随从也都带着枪，把我给吓坏了。他进门就叫“黎大哥！”我问他是谁，他一把把小孩接过去说：“我是他的好朋友丘新民。”我说他正在梁县长家，他说“我去找他”。一会儿回来，谈个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