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记忆之一

有舍有得   得失相依  

1972年，调个旧工作时，个旧人民医院只想留下我丈夫宝铨，问我愿不愿意到传染病医院，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当时是想回到他家，换换户口。到了个旧后，正直流行性感冒大流行，医院人满为患，人民医领导要求我留下在内科看门诊。内科门诊医生需要定期计算每个医生收治病人的入院诊断符合率。因为我刚刚从县级医院调来，怕自己跟不上，下班后，除了翻书本外，常常到住院部病房去看看自己所收病人的情况，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另外，在处理门诊病人时尽量把病情问得细些，该做的检查、化验做一做，尽可能把病情搞清楚，不需要收住院的病人在门诊治疗，可减轻病人的负担。一段时间下来，也许是我收病人的入院诊断符合率比较高，人民医院的领导想把我留在内科，而传染病医院的领导却不答应，要求我立刻去传染病医院上班。这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传染病院和人民医院同属于一个革委会管理。传染病院医生少，有四个病区，每人分管一个病区都有20多个病人。好在有县医院的工作经历，不久也就适应了。

1973年，市卫生局派人下乡巡回医疗，抽了人民医院内科的郑医生和我到贾沙公社卫生院。下乡巡回医疗是“把医疗卫生工作放到农村去”6.26指示的延续，医务人员人人都有被指派到的可能。然而，这次的巡回医疗，却成为改变我工作方向的转折。我在内科上班时，知道郑医生是位业务能力强的资深医生，我对她很尊重。这次一起去下乡同吃、同住、同工作中了解到：郑医生50年代中期，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她出身不好，1957年被划为右派，和一位资深的长者一起工作，我把自己当作郑医生的助手，我们俩生活相处融洽，工作也配合默契，为当地的农民解决了些医疗上的实际问题。贾沙公社是山区，有一条乡村公路，距市区约三、四十公里，每天有一班公交车，3、4个小时能到达。那时，一个强劳力的农民每天10分工分，没有钱，想去市里看病相当困难。我佩服郑医生的是：例一：有一位壮年男病人来诊，她仅用扣诊和听诊器诊断疑似浸润型肺结核，在门诊给予抗痨药治疗，三个月后我们离开时患者自觉症状明显好转，嘱咐继续用药半年以上。例二：一个男性胸膜炎患者，需要抽胸水，卫生院有胸穿包，打开一看，穿刺针已生锈，因有老医生做后盾，我胆大多了，把穿刺针拿到磨石上磨光后高压消毒，在我的协助下郑医生为患者多次抽胸水，患者治愈出院。例三：一个年轻女患者抽疯，用竹竿做的单架抬到卫生院。不发热，检查不出更多的阳性体征，我反复询问病史，她才想起三、四个月以前被镰刀割伤手指，用泥土止血，现在伤口已愈合。我告诉郑医生，在县医院工作时，见过半年前因外伤，伤口愈合后还发生破伤风的病人。她同意我的看法，经请示由我送病人到人民医治疗，挽救了这个年轻姑娘的生命。三个月中，卫生院十几张病床几乎收满了病人。市革委会卫生组的组长马医生来贾沙公社检查工作，我把下来工作的情况讲了一遍。马医生称赞了郑医生和我。她还说：小胡，你的口才好，适合搞妇幼保健工作。我以为是随口说的，没有在意。想不到巡回医疗结束，回到传染病院上班几个月后，调我到妇幼保健站的调令果然来了。

云南省共有两个传染病医院，昆明市和个旧市各一个。个旧市传染病医院，在个旧市地标性建筑“七层楼”以外，离市中心约两、三公里，公交车相当之少，我每天上、下班能乘到车是运气，多数时间是步行。我们曾盘算买辆自行车，可是要一百七、八十元钱，相当于全家4口人近二个月不吃饭，一直买不起。尽管离家远，生活不方便。如果碰上宝铨和我两个人都值班，两个孩子便是每人领一个到医院值班室睡。传染病院医生少，但事很多时，一个医生值班一天可以抢救2、3个感染性休克的中毒性菌痢或1、2个脑膜炎病人，需要观察病人眼底动脉的变化使用血管扩张药物，有时是15至30分钟一次，我来不及为自己叹息，在这里工作没有想过不安心。当领导找我说要调动的事，我哭了，表示我喜欢做临床工作不愿意去。领导说：“我们也不想让你走，只是组干组下调令，我们违抗不了，你可以先继续在这里上班，再反映能留下来更好”。虽拖延了一、两个月，最后还得服从分配，到妇幼保健站。

70年代，在文革中经历了关、停、并的妇幼保健机构在中央卫生部要求下恢复重建，我被硬性调到这个重建的机构中来。从一个分管二十多张病床，每天上班都十分忙碌的临床医生，到这么个手足无措的新单位。我领着两个市医院卫训班毕业的年轻人，从抬第一张桌子开始，把办公室安在了市防疫站内的两间房子里，在防疫站统一领导下的妇幼保健站成立。可是，每天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目标、工作方法是什么？基本是迷茫、无头绪的。我随时去请示防疫站领导，我们做什么？也许他被问烦了，叫我们三人去个旧市临近的蒙自县参观红河州妇幼保健站。到蒙自一看，红河州妇幼保健站也只有两、三个人，连办公室都还没有，她们在家里办公。我们无所事事到关起办公室门打朴克、抄小说、抄歌谱、抄绣花图低、织毛衣…。这是我生活中最为灰色，最暗淡无光的日子。接着又调来两位搞过妇产科的医生，情况稍有改观。为了不安于现状，我们尝试到厂矿、到农村找上门去查妇女病，搞儿童体检。虽然要经常下乡、下厂也比无事做好。我的姑姑胡素秋是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我到昆明去请教她，她说：她们曾在工厂做女工妇女病普查，发现子宫颈糜烂患者多，在医院使用电灼治疗，但基层缺少设备，她便请工人师傅用工厂能找到的小钢珠与自行车车轮上的钢条焊接为灼烙棒，经过消毒后，将钢珠放于酒精灯上烧红，用来替代电灼治疗效果很好，她送给我一个带回做样式，我们把灼烙法用在工厂和农村，治疗妇女宫颈糜烂，果然有效，几个月后复查治愈率高。写出论文《用灼烙法治疗妇女宫颈糜烂》发表于《中华妇产科杂志》。姑姑听到很高兴她说：“想不到我的小发明，居然能在个旧市广泛推广并开花结果”。每到一个单位做的普查普治，都写下份小结，初见了妇幼保健的痕迹管理。个旧市妇联和工会慧眼发现了这支小分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常常帮助我们宣传和联系单位，有时还为我们找车，使个旧市妇幼保健站的工作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曾获得过从中央到省、州、市政府和妇联、工会的多种荣誉。1975年，经个旧市市长批准，让我们到上海、江苏如东等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妇幼保健工作的先进经验。

当时，儿童保健工作在全国都处于刚起步的初级阶段，大家在摸石子过河。1979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召开，国际上对儿童问题的重视是全国儿童保健工作开展的最佳契机。在省卫生厅的统一部署下，首先开始百万儿童体检，我到昆明接受任务，每县、市约完成一万人。回到个旧便立即行动在全市的机关单位、厂矿、农村开展儿童体检，我担心自己接受来的任务完不成，有时带上一个年轻人乘坐班车或马车甚至步行，只带软尺和听诊器，秤在当地现借、现找。就这样因陋就简地下乡、下厂去宣传、寻找目标人群，才算勉强完成任务写出总结。在省卫生厅召开的儿童体检汇总会上，有的县、市基本上没有做这项工作，有的数量也完成得不多。省卫生厅妇幼处认为个旧做得很好，还说：“胡医生，总结写的很有条理”。我被推荐出席1979年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儿童保健工作座谈会”。 本省参会的有：卫生厅妇幼处钱处长，昆明市儿童保健所邹所长和我三人，这是一次中国儿童保健里程碑性的会议，会议提出儿童保健工作的任务、目标、工作方案的推广，以及儿童生长发育评价指标的运用等。那时我三十多岁，有使不完的劲，抄下了所有展示图表，晚上的专题小组会恨不得有分身术全部参加。带回会议精神在红河州卫生会议上进行传达，也把一些方法在个旧市的儿童保健工作中付诸实施。

卫生部要求各省先开展农村儿童保健试点，再逐步扩展到面，个旧是云南省十二个县中的试点县、市之一。我们根据“方案”要求需选择经济条件好，基层卫生力量较好，领导重视的大屯公社大屯大队为“云南省儿童保健试点”，我承担了试点工作的负责人。除方案所要求的常规工作之外，大屯公社所有生产队的“赤脚医生”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每月4号自发来公社集会，还自己带上米和菜拼起来一起吃午餐，一起聊聊，也证明相互的存在，我表示愿意每月去大屯参加“赤脚医生”会得到领导支持。每次下去都带上儿童生长发育、营养、当地常见多发病、常见小外伤的伤口处理等，与他们交流并作些讲解，有时带健康报或《中级医刊》去读，让其记记笔记。出一、两道题让大家回去做，我带回批改，下月把改好的作业拿去发，一旦那一次无论是他们或我因故不来，就觉得可惜。这个集会，启发了基层医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同时，他们成为我们工作的推手。

1982年省卫生厅妇幼处的钱处长和赵医生来个旧检查儿童保健工作，我陪同去大屯公社和其它农村，一些厂矿和幼儿园到处走走看看。她们认为我工作做得好，情况清楚。同年，推举我到北京“全国第四届儿童保健师资培训班”学习。

培训班是国家主席李先念夫人林佳媚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司长时倡导，中央卫生部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儿科研究所举办，旨在为各省培训儿童保健工作者的骨干师资。从1979年开始，每年1期，共举办过6期，每期均由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各迭派1人参加，每班31名学员。我非常庆幸也非常珍视自己能参加到这个堪称中国儿童保健界“黄埔”的学习班里学习。内容包函：围产医学、新生儿学、儿科、儿童保健、营养、遗传、流行病、统计等学科。聆听了中国最著名、最权威的：诸福棠、胡亚美、薛泌冰、刘冬生、陈学存、卢锦汉、戴科、林庆、林良明等医学专家讲课。三个月的理论学习结束，进行了严格的闭卷考试。林佳媚司长亲自出席了学员结业仪式。为让学员能更有效将理论知识和感性认识结合，组织学员参观北京、天津、沈阳、鞍山、大连、上海、杭州等地的儿童保健机构、幼儿园、托儿所、农村儿童保健试点、厂矿女工和儿童保健等。这次学习为我日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个旧的妇幼保健工作在前进、在发展，逐步由保健站改为保健所再改为保健院。我自已也在这个集体中获得工作激情，曾荣获“云南省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个旧市先进工作者”、“个旧市科技先进工作者”、“个旧市优秀教师”及1985年度“个旧市政府科技进步奖”等。

我能够从事群体性的儿童保健医学，让我遇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的契合点、让我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让我能够迎着中国儿童保健工作的曙光成长。命运使然，我不能选择专业、不能选择职业。我能选择的是自己积极的态度，选择尽所能地把份内的事做好。

2024年8月 重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