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可神圣，亲爱在人间

李泽厚 

梁漱溟又说：“生活意义就在生活本身，而不在他处。”但生活（命）是个体，生活（命）意义则可以不是个体而是在个体生命、生活之上、之外的神或集体或人类总体。如前所说，生活（命）意识本就是社会的。这动物生理性之外“是”点什么、“有”点什么，便只好从这里寻觅。

这样，便回到中国传统。

Fingarette说，孔子之忧乃忧客观具体事物或状态，非真正的主观内在的，即非忧内心之罪(Herbert Fingarette, Confucius ： The Secular as Sacred, p. 13. Waveland Press, 1972)。这一中西不同，也正是上述“精细节目”与“深度空洞”差别的资源来由。西方神人异质，天人关系紧张，生理的活“是点什么”，可以是上帝。中国灵肉不分，灵魂流连忘返并安息在这个尘世中，那“是点什么”便只能在这世上生活本身之中寻觅。从而繁复多样，日趋精细，在平凡生活中求神秘品格，世俗情爱也要求入圣超凡。“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我意识我活着”便可以干脆执著此生活情境，enjoy my life（享受生活），此即“诗意地栖居”。这“栖居”，作为人类总体一分子，经由历史和教育，显现在“我意识我活着”的自我心理中，在特定具体时空条件下可以变而为伦理的“先验”命令。既然“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个人死去，人类仍存，那就“能近取譬”，就在这你—我—他（她）的人生世界中，以充满人际情感的心理去履行那“先验”的至上命令，获取人生意义、生活价值。心空万物，无适无莫，却又可以杀身成仁，从容就义。即使这样，心灵仍然是快乐的成长史。心灵的快乐当然包含着肉体以至心灵本身的苦痛艰辛，但它不再为上帝的身影、空洞的虚无所掩埋或覆盖，人性善可以建筑、归结为人世情感之中。在这里，流动是情，长住为性；性由情定，乃成境地，此即品格。借用Martin  Buber的话，既不必自失，被淹没在上帝中；也不必自圣，误认万物皆备于我。这也就是由Heidegger的深度的空，回到Hegel具体的实。但并不需要Hegel的辩证法和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仍然是神（上帝）的身影。情基于肉体、神无肉体；情必多元，神则一元；情有待（条件性），神无待。将神作为情的唯一对象去追求，舍去世间的“精细节目”，便可以成为被牵引的盲从羊羔。从而只要一声“上帝死了”，“此在”掏空，灵魂便一无所有。“活着”便可全部陷在动物性的生存需要里，或陷入盲目寻求某种信仰的冲力中。中国传统以其“精细节目”，“凡”可“圣”，生活即艺术，幸福不成为“为什么活”的伦理学和神学所苦苦追求的问题，而是“活得怎样”的感性具体的美学问题。它是自由享受的个人选择，而非要求普遍的理性至上。

郭店竹简说，“道由情生”。它的形而上的逻辑是“天”—“命”—“性”—“情”—“道”。情者，情感，情况。情感与情况相交叉，就是非常现实、非常具体并具有客观历史性的人与万事万物相处的状态。情况与情感两者交互作用，而成为“人道”。《论语》：“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周易》：“以类万物之情。”“情”在这里正是某种本体的存在。所以，“道”由之而生，“仁”、“诚”、“庄”、“敬”等伦理范畴、道德理念由之而出。对个体，它化而为“天地境界”，就成了具有潜在势能的“善”，成为“道”的执行者。文天祥尽管纵情声色，放浪形骸,但遇道德“应该”（ought to）,则三年楚囚，此志不改，从容就义，完成人生的最后实在，其根基正在此无适无莫、寥然自得的“以美储善”的“天地境界”(中文以审美一词译aesthetic,常误导西方读者，因aesthetic乃用感官来感知，并无精神—灵魂含义在内。所以Kierkegaard以之为最低状态，与中国正好相反。我之所以坚持审美释“天地境界”，正由于中国心灵的最高状态亦并不舍弃感性，此乃中国文化之最大特征之一)。这里的审美—天地境界，便不只是泯灭一己与自然万物同一而已，它成了一种超自然、超经验的人生态度和个体品格。它既超越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死亡感伤，也不复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那纯由理性主宰、服从绝对律令的道德意志，这也才是宋明理学所说的“才讲用得着，便错了”的“孔颜乐处”。它不只是“善”，而是“乐”，即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它是“储善”。“善”在这里已成为几乎是无意识的潇洒，但又并不是金圣叹“杀头本大事，无意中得之”的故作姿态。与Heidegger“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行动超越不同，这里是“山仍是山，水仍是水”的心境超越。在前者，善恶由自己的行动决断；在这里，善恶凭自己的心境了悟。前者本体在行动，这里本体在境界，这也才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此体并非寂然不动，而恰好就在日常情感又超此情感之中。Heidegger仍然具有理性主义的抽象普遍性之嫌，这里则恰好是非常具体的实在。Kant那森严可畏的绝对律令，在这里化而为充满情感生意的“孔颜乐处”。

但由此也可见，“我活着”的个体便难以成为理论的根底。以之为根底最终可以导致的，就是Heidegger空洞深渊的死亡进行曲。“我意识我活着”的社会性要求把根底放在历史具体的客观时空条件之下。由此进一步的推论便是：告别极端现代，回归古典传统。再次承认存在者、非本真者的时空、科技，以及古典哲学传统，包括Heidegger所否定的Plato、Aristotle,比起所谓“本真本己的存在”，比起Nietzsche的will to power （权力意志）的“超人”，更具有优先性。在中国，“天行健”、“生为贵”的儒学具有优先性，而后才有庄子。“未知生，焉知死”优于“未知死，焉知生”。理性在这里具有优先性，而后才是非理性；后者是前者必要的补充和解毒。前者规范后者，后者又突破前者。如此矛盾冲突，才有生生不已。

如所说，理性心理乃“非本真本己”存在中的历史组建。它是为了“与人共在”、“活在世上”而组建的共同规则，成为群体对个体此在的生活规范和生存规范：包括道德（实践理性=理性的凝聚）和科技（思辨理性=理性的内化），此即前述之“历史建理性”。

情感心理亦然。在“与人共在”、“活在世上”的“我意识我活着”的情感心理，包括它的各种具体的意识、意向，也大都是在这“非本真本己”的存在的历史（客观社会性的公共时间过程）中被理性塑建。但它不是理性的内化或凝聚，而只是理性的积淀，即理性融化在“我”的感性中。在这里，“非本真本己”的存在沉入“本真本己”的存在中。“此在”也只能在历史中展开，它是“在这个世界中”，“与人共在”，因此“我活着”的悲欢、情爱、苦痛、哀伤即是“本真本己”。既然如此，又岂能一味斥责传统只专注于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岂能一味否定价值、排斥伦理和形而上学？回归古典，重提本体，此其时矣。

西方传教士曾说中国人如竹子。含义之一是内部空虚，无独立的灵魂（soul）观念。西方基督教造一个超验的对象（观念）以越出此有限的人性、人际、世界，以便灵魂有所安顿。但在此超验的安顿中，却难分神魔，执著于此，反倒可以服从于黑暗的蛮力。因为所谓由自我站出来开显世界，让存在者成其所是的生存（existence），也仍然逃脱不了这个由历史性的权力（知识）的威逼力量所约束的有限人生。追求超验的灵魂、抽象的“倾听”，反而可以盲听误从，失去一切，倒不如“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本旅居，如能使岁月在情感中淹留，有时如画，则乡关何处，家园何在，此即是也。又何必他求？愿情本体能安顿Heidegger的天、地、神、人。

总而言之，人之为人的内在精神资源从哪里得到？先验理性的上帝？基督的爱？还是此世间人际的历史积累？从而，是服从先验理性？是回归上帝怀抱？还是依托在此历史—人生中？

如果是依托在历史—人生（或人生—历史）中，又如何依托？

人作为历史的存在者，“我”便难以否认地怀有着过去，积淀着过去。过去成为我的一部分，不管自觉意识与否。其中又特别是所谓“情感”。情感乃交感而生，是being-in-the-world（活在世上）的一种具体状况。人本来就生活在情感—欲望中，佛家希望“不住心”，甚或要消灭掉“七情六欲”，但喜怒哀惧爱恶欲，以及嫉妒、恼恨、骄贪、耻愤、同情、平静、感激……，却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非常实在且常在的情结、激情、心境。即使那无喜无悲、无怨无爱，不也是一种情境、心绪？它是生物—生理的，却历史地渗透了各个不同的具体人际内容。社会性与生理性这种种不同比重、不同结构、不同组合使情感心理经常为理知、观念、思想所说不清，道不明，讲不准。它就是人的具体生存，是“烦”、“畏”的具体形式，即“精细节目”之所呈现。在认识论，理知常常要求排开所有这些情绪—情感性的心理，以达到“认知”事物；在伦理学，理知要求主宰、控制这些情绪—情感性的心理，以履行其义务和责任的行为活动。只有在审美中，理性无拘无束，感性也无拘无束，二者随意交融，不断积累，从而不断丰富人的心灵——“情”（情感、情况）。

再回到生死主题。从丧礼为首的亲子哀到墓前挂剑的朋友谊，它不仅是认知（确认关系），不仅是伦理（义务行为），而更是审美的情感（情况）呈现。它即是前述“诗意栖居”的敞开、绽出、展露。

所以，回到人生有限，这是无可奈何的。无常而有限，使人伤春悲秋，询问归程何处。此本体悲情，包括抵抗与追求，包括虚构来生，指意无限，总是在活动中、变化中（becoming）。这活动、变化其实也即是存在（Being）自身。它虽不限于存在者，却只有常住在存在者中，才有其实在。在西方，上帝死了，无家可归，追求超人或重建宗教；在中国，人情淡薄，无家可归，只好重建七情，珍惜有限。在这里，世俗可神圣，亲爱在人间。强颜欢笑，度此人生，此即真、善、美。此即“天—命—性—情—道”。“此在”的“此”已集过去、现在、未来于一身，这也就是活生生的“我意识我活着”的我。这不只是心理，而正是存在的本态。“闲愁最苦”与“何时忘却营营”便从而统一在这个“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在“居家自有天伦乐”中，在自然观赏旅游中，在男欢女爱中，在艺术、科学的情感追逐中。于是，不昧因果，不落因果；消失时间，永恒瞬刻。这样，也才不是道德至上主义，也不是科学乐观主义，那些才真是失去存在的存在者的哲学。

                        （选编自《历史本体论》第三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