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今读》后记三）

　　 近日读白牧之、白妙子新著(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论语辨》，深感此书乃继崔述以及Aufhur Waleg等人辨析工作后之空前力作，为数十年来所罕 见，已有誉者称其打破传统旧说之惊人成就，将使中国古代哲学因之重写。

　　此书逐章翻译《论语》，引证近人著述，加以己意论评。另半则逐篇解 析《论语》不断扩充增大之具体历程，以及考证孔子家世、家族、弟子等等。此书认里仁第四前十七章(第15章为后羼入者)为孔子死后最近原意的最初记录，其他则依篇次而下(置学而第一于卫灵公十五之后，为政第二于子路十三之后，八佾第三于先进十一之后)为弟子、弟子学派而特别是鲁国的孔氏家族 不断扩充撰述，历时230年(479-249BC)至鲁亡后始完成之结集。其中不但因时移世变，如经历封建制废除等等，使各种新旧观念纷然并陈，因而各篇章均大有歧异和冲突；而且还多羼入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反对它们的各种观念，也包括儒家自身的不同学派的争论。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91)，素称难解，白书认为此乃后起之儒家崇礼学派反对先前之讲仁孔学而撰是语。又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素以为孔子语，白书认为此乃在鲁孔学为反对荀子而作。如此等等。其论颇繁，其文亦辩。

　　但这样一来，孔子以及其弟子们的言行既绝大部份为后人撰造，那所谓孔子也者，实际也就不复存在，虽考证出生卒家世，孔子亦只一空洞人名而已。从而，所谓《论语》乃孔子对谈录之说岂不纯属本质主义之虚构?因之，《今读》之作岂不多余且可笑也哉?

　　唯唯否否。当然，如传统旧说所承认，《论语》一书并非当时记录，乃由各派弟子特别是再传弟子追忆而成，其中不乏后人羼入、扩展、修改成份，好些篇章也确有矛盾、出入、难懂、不可解之处。这些当然值得继续仔细推敲和研讨，这对了解《论语》形成及原典儒学无疑大有裨益。

　　但是，过犹不及。如白氏此书竟能一气到底逐篇逐章敲定或推论出二千余年之准确年代、学派、编者、含义，貌似雄辩，实则证据薄弱，颇嫌武断。如以一章推定一篇之成书年代，如以许多篇章属于针对墨、孟、荀、庄而发，等等，即如此。相反，如不带偏见而纵读《论语》全书，虽不难发现其中确有若干牛氐牾矛盾处，但总体来看，无论就思想、内容、文辞、风格、氛围、情境说，均仍同大于异，一致多于分岐；除少数章节，全书仍可融成一体，作为孔子言行之近真写照，较之其他著作特别是战国典籍(白书实际将《论语》视作战国著作)大有区别。因之，似仍如《今读前言》所云：今日求考证出哪些篇章、言行确乎属于孔子，哪些不是，已极为困难甚至不大可能(将来地下发现古本或可有帮助)。重要的是，自汉代张侯《论》以来，《论语》和孔子就以这样的面貌流传至今。而这，正是《今读》的出发点。

　　《今读》与《论语辨》各有其译、注、记，二书亦有殊途同归之近似论点，如均揭示孔子颇重出仕参政，并非个体内圣之学；曾子学派则确有宗教倾向，等等。但分歧当然更大，如《今读》强调孔子以仁释礼、礼仁并重，且与孝相连；《论语辨》强调孔子只提仁，礼考均后起，非孔子原意，等等。其主要不同，在《论语辨》重语录的具体情境性，《今读》重语录的意义普遍性；一为考据性分疏，一乃哲学性阐释；一吻合学术新潮，彻底解构《论语》，抹去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之孔子形象，一率仍旧贯，又力图新解以重建。确乎旨趣不同，方法有别，方向迥异。二者或应并行不悖，但究竟若何，不可知也矣。后现代时髦正炽，或亦能摧解《论语》于碎片。然耶?否耶?愿提请读者思量，亦本“后记三”之所由作。

                                        1998年4月于Swarthmore Col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