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沈从文与陈伯吹为例

                        陈进武 彭丽萍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2年）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的成名代表作，自诞生之日起，不仅深受孩子甚至大人的欢迎与喜爱，而且在全世界也家喻户晓。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当下，已有超过八十种语言的译本，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与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中国，《爱丽丝》最早由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翻译，书名由胡适确定，并于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赵元任译《爱丽丝》后，“三四十年代还出过不少《爱丽丝》的中译本，如1933年6月商务印书馆徐应昶的节译本，1936年5月启明书局 何君莲的节译本，1948年永祥印书馆的缩写本等等。但影响均不及赵元任的全译本。” [①] 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版的不同版本的《爱丽丝》更是数不胜数，但仍旧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足见《爱丽丝》的魅力之所在。当然，《爱丽丝》译介到中国后，在中国作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作人撰文推荐《爱丽丝》，称“卡洛尔这部书没有意义并不是无意义，他这著作是实在有哲学的意义的。”当代不少学者，也把《爱丽丝》当做哲学文本解析，以探求字里行间的深义。不过，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接受而言，沈从文和陈伯吹是最富于典型代表意义的两位作家。

                                一

 沈从文于1928年春夏之际费了30天时间创作了长篇童话《阿丽思中国游记》，这部作品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童话，也被公认为是《爱丽丝》的中国续本。而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则于1931年在《小学生》杂志上连载，1932年正式出版，其也是我国早期长篇童话之一。就故事情节来说，卡洛尔的《爱丽丝》是儿童狂野想象力的极度释放，真正张扬的是儿童的生命力与想象力。整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到地下奇境漫游的梦幻般经历：爱丽丝和姐姐在河边看书时不知不觉睡着了，睡梦中，她追逐着一只穿着背心的小兔子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兔子洞，竟奇迹般来到了一个奇妙世界。在这个陌生的奇妙地，她可以时大时小，甚至有一次在自己的眼泪汇成的池中游泳；在这里，她遇到了乐于说教的公爵夫人、神秘的柴郡猫、神话中的假海龟与格里芬、喜欢喊着砍人头的扑克牌女王、一群扑克兵士；她还参加了一个疯狂的茶会、一场奇怪的槌球赛、一场古怪的审判。在与女王的冲突中，她惊醒了，发现自己依旧静静地躺在河边，姐姐正关切地拂去落在她脸上的落叶[②]。一场梦一次“荒诞”的经历，经译介到中国后，便深深影响了包括沈从文与陈伯吹在内的众多作家。沈从文与陈伯吹更是运用于自身创作，他们借鉴了《爱丽丝》的技法与风格，分别着手创作了蕴含着中国式发挥与想象的“爱丽丝”：《阿丽思中国游记》和《阿丽思小姐》。    

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分一、二卷出版，这部童话作品借《爱丽丝》的主人公12岁的阿丽思和45岁的兔子绅士约翰·傩喜，他们相约一起来漫游中国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却看到了种种可笑可惊可叹的奇怪“中国现象”：外国人开车撞死了中国人，只需要50元钱就可了结；要饭的乞丐请求阿丽思与傩喜杀了他，这样就不必为考虑活下去而发愁；小孩被出卖，其价钱比一条狗还贱得多……所有这些都让阿丽思永远无法理解，最后与傩喜悄然离开了中国[③]。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中，同样是写在中国，阿丽思遇到的种种奇怪事情和奇怪人物。故事从一个星期天早晨开始，小女孩阿丽思在袋鼠奶奶的陪伴下进入中国漫游，看到许多她未曾见过的东西：昏庸无能的瞌睡虫法官、毫无顾忌偷吃粮食的米蛀虫、变着法子欺骗顾客的糖果店蜜蜂老板、率领各种害虫和寄生虫耀武扬威的大蟒皇帝，以及肚里空空滥教八股的杨柳诗人蝉儿等，进而转到阿丽思奋力抵抗蚱蜢率领宪兵的进攻，以及大蟒皇帝调兵遣将和蚱蜢、蝗虫、百足大将等多次率兵进犯，最后撕毁金钟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阿丽思在愤怒地离开谈判中醒过来[④]。

从故事情节的对比中，可见，沈从文与陈伯吹都是让阿丽思从卡洛尔那里走出来，跨出国门来到中国的继续漫游之旅，依旧是以阿丽思的所见所闻所感为故事基本结构，来展示了许多的奇怪事、人与物。不过，可以洞见的是他们笔下的“阿丽思”少了卡洛尔的荒诞离奇与奇妙狂想，却更多了一份浓郁而沉重的现实色彩。尽管阿丽思漫游奇境的奇特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与反映了19世纪下期的英国社会，如兔子洞里是一个有着严格尊卑等级的世界，兔子对公爵夫人与王后的畏惧、臣民的表面臣服、花匠的谨小细微，以及王命高于游戏规则导致的槌球赛的混乱等，但是这种折射带着一份孩子的好奇，也有着一份成人的困惑，而更为重要的体现是如《大英百科全书》中说的“把荒唐文学提到了最高的水平”，以及这种给读者无尽地放肆离奇的想象，能够无线地给与孩子甚至成人阅读的欣喜与快乐。然而，《阿丽思中国游记》与《阿丽思小姐》则是把社会现实用童话的形式活脱脱的呈现出来。沈从文笔下的乞丐要活，“却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活”，所以求死要更爽快，最终解释了“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块小费”，从求死者身上，能够映照出当时中国的战乱、荒灾、失业、外国侵略以及饿殍遍地的现状与凝重思考；“灰鹳的家”中反映的民间崇敬鬼神、占卜等蒙昧迷信已经深深侵蚀人的灵魂的警醒；从傩喜与上层社会交往、搜罗中国文物等中，嘲讽了媚外畏洋、重虚爱面子的文化心态；“八哥博士的欢迎会”中，百禽聚集，各现奇才，热闹场面里却是影射中国知识界的平庸猥琐、浅薄无聊以及攻讦倾轧等。在对现实的反映中，陈伯吹的笔触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的讽刺到辛辣直面抨击的过程。他读完《爱丽丝》后，深为爱丽丝这个“十分可爱的姑娘所吸引并激动”，便沿着原本构思和人物名字，写下了中国式的阿丽思游记，《阿丽思小姐》的前半部分展示的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与苦难现实。可是，从作品的后半部开始，笔锋突转，让幻想情境更进一步结合了残酷的现实：以阿丽思奋力抵抗蚱蜢所率领宪兵的一次次进攻，撕毁金钟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抗战到底的行动，象征了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以大蟒皇帝调兵遣将和蚱蜢、蝗虫、百足大将等多次率兵进犯，比附帝国主义的野蛮无理与疯狂侵略；同时还以金钟儿在圆桌会议的步步退让，抨击了现实社会中的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等等。可以说，沈从文与陈伯吹对卡洛尔的《爱丽丝》的接受过程中，褪去了纯正的儿童文学色彩，着上了沉重的社会现实因子，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则是把最新是社会现实状况用文本展示给世人，讽刺了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更是上升到了哲学思索层面，已远远超越了儿童的理解与接受能力。

在接受过程中，除了现实因素的比重比浪漫想象多，沈从文和陈伯吹的作品中，还偏重向读者，尤其是孩子，穿插教育性与知识性的内容。在这一点里，陈伯吹尤为突出。因而，在主题取向上，他并不是仅仅单纯追求奇与趣，而是有意识地寓品德教育与智力教育于娱乐故事之中。《阿丽思小姐》中不但努力激发小读者爱国心，而且还从阿丽思的三年级小学生身份出发，适当穿插了小学自然课本里的动植物常识和有关作文的基础知识及修辞手法，注重了作品的知识性，以及读者的品德与智力的培养。在卡洛尔笔下尽管也有知识性内容的介绍，但作品所赋予的狂野想象掩盖与替代了所谓的教育性意义。

                                 二

 《爱丽丝》超越夸张性想象到中国现代作家接受过程中的削弱，有着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不过，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作家的此在的生存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当时的英国来看，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进入工业发展的迅速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派宁静之中，没有美国的刚经历战火的硝烟，也没有中国正面临着外国的入侵，无虑安定的生活环境也为《爱丽丝》的诞生营造着积极的氛围与良好的环境。刘易斯·卡洛尔就生活这样的环境中，卡洛尔原名查尔斯·勒特威奇·道奇生，是牛津大学的讲师、数学家、逻辑学家，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学、医学知识。他从小便自办游戏火车与木偶剧院，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童心”。他出生在较为优越的家庭，但母亲的早逝，让他一生有着褪不去的忧郁。他终身未婚，却又极其偏爱孩子，乐于与孩子交朋友，第一次见到四岁的爱丽丝便始终难忘。慢慢熟悉之后，在爱丽丝三姐妹邀请下，讨论感兴趣的话题，经常给她们讲有趣故事。1862年7月4日，与三个孩子在泰晤士河泛舟时，即兴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爱丽丝地下历险记》，这就是后来经修改出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与天生腼腆又有口吃，不善交流与言谈的卡洛尔相对的是《爱丽丝》的极度浪漫想象，可以说，这部作品也是卡洛尔人生与生命的一个补充。当然，沈从文与陈伯吹的身心的生存状态是与卡洛尔截然不同的。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极不安稳，中国的作家们更是“向死生存”。从个人生存看，1902年出生的沈从文生于（1988年去世），早年曾念私塾，后念新式小学。少年时代较顽皮，经常逃学，于是放弃了私塾中的“小书”到自然中去读“大书”。1917年（15岁）投身行伍。四年后（1919年），这支军队在川湘边境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几乎全军覆灭，他因留守沅陵，幸免于难。队伍解散后，沈从文在一个亲戚帮助下去芷江做了一名收税员。而后再次回到湘西后，沈从文再次入伍，在当时的“湘西王”陈渠珍的司令部做了一位司书。这样，沈从文便有机会接触到新书报，渐渐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产生了离开湘西出门求学的愿望。1923年，沈从文离开湘西只身来到北京，准备进一所大学，好好读读书。为了考大学，他独居湘西人办的酉西会馆，开始了艰难的自学。每天自带干粮到北海旁边的京师图书馆去看书。不过，终究无缘进大学学习，便开始是创作以谋生存。1927年，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现代评论》、新月书店都已迁到上海。这时，沈从文的母亲和妹妹都来到北京，一家三口全靠他并不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为了生存和发展，沈从文也不得不考虑南行。1928年初，沈从文让家人暂留北京，自己先行南下，只身一人初到上海，住到法租界钟善里的一个亭子间，出走湘西，多年的在外生活不平经历，目睹军队与社会“残忍”的一幕幕，内心积淀的“悲愤”在作品中得到喷发。他原本打算写一点类似《爱丽丝》的文章给他的小妹看，让她好给家里生病的母亲说说，使得老人能够开心。不过，后来作者的创作初衷的悄然变化，恐怕是不能够作为消遣所用了。他在作品中大量的议论、讽刺，另个人的爱憎得以倾泻，少了卡洛尔的淡定与从容。但这也与沈从文后来的作品积极营造“希腊小庙”是极其不同的，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沈从文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一个开始。与沈从文处于同一时代的陈伯吹，有着相似的社会、生活境遇，他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做过学徒，后来长期在小学任教，了解儿童，熟悉儿童。面对动荡的现实社会，他选择了用儿童文学创作来告知年青的一代，“让她（阿丽思：笔者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看看，通过她的所见所闻，反映给中国的孩子们，让他们从艺术形象的折光中，认识到自己祖国的面貌，该爱的爱，该憎的憎，是非分明；然后考虑到何去何从，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⑤] 正当作品在《小学生》连载过半时，爆发了“九·一八”沈阳事变，而且还出现了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淞沪之战，形势迅猛发展，使得有正义感的现实主义作家陈伯吹“再也不能循规蹈矩地按着原计划写下去”，便急命阿丽思“从梦游中回到现实生活上来，从游戏生活的途上走上关心国家大事的生活漩涡里去。” [⑥] 于是作品的后半部，幻想情境更进一步结合了现实，这些丰富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主题，全方位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面貌，作家预想的小读者能够很自然地由“虫国的战争”想到现实中的抗日运动，从而更有力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并给予他们更切实的品德教育。自然，不可否认，在传统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文人，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感时忧国、关心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与人生理想，这也是现代作家现实情结的一种体现。沈从文与陈伯吹通过此在的展开状态达到了最源始的真理现象，在身与心的双重存在中，把最本己的能在把自己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开展出来，真正做到了去蔽，“睁眼”透视现实世界与生活，从而真实反映现实社会，达到了“本真”状态。可惜的是，处在“本真”必然会失去原本所蕴涵的能够给与儿童和成人多重想象。

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用梦幻般的色彩，把中国作家带入到一个离奇的想象故事中。变幻莫测的情节却富于严密逻辑性与深刻内涵，给予了作家们以智慧与幻想的熏陶。沈从文与陈伯吹在这种智慧之旅中，促生了创作的灵感，接受之中，现实社会状况与作家生存影响下，作家们不由自主地在创作中少了浪漫狂想奔放，更多融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但是，不可否认，其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别样风格的独特景象，它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童话，为20世纪初期的中长篇童话的崛起开了先风。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融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知识性于一体，更是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