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嵛山神清观历次增修、重修和重建考

文/刘学雷

昆嵛山神清观在历史上曾屡遭毁损，其后也有过多次翻修、增修和重建。现根据相关史料和神清观内历代碑刻的记载，将神清观历次重建、重修、翻修、增修，按时间顺序考订如下。

金元时期五次增修重修，神清观基本建筑格局形成

金大定八年（1168）王重阳率众弟子来到烟霞山后，曾对彭城先生及唐四仙姑住过的旧庵进行第一次扩建增修。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曾有专幅画作《叱昆嵛石》，描述当时的艰险场景：“祖师居石门，率诸师取石砌基。忽巨石滚落，声震岩谷，将碎所居之庵。祖师厉声叱之，其石屹然而止。山间樵采见者，皆欢沸作礼，叹服其异。”可见当时为了容纳更多信众修行之需，他们在烟霞山对修行居所进行了一定规模的修建。王重阳在昆嵛山石门庵《渔家傲》词中亦云：“入得石门山上住，弟兄手脚无安措。一日三时长厮觑，厨里去，搬柴运水投锅釜。若劝同流疾作，心头一点休教误。我待分明说一句，从开悟，天机不敢轻彰露。”词中对王重阳与众弟子在昆嵛山每日生活情况的描写跃然纸上。由于当时王重阳只在昆嵛山待了七个月（1168年2月～8月），所以可以推知，第一次修建（或扩建）的规模应不是太大。

第二次扩建大约发生在金泰和六年（1206）。民国《牟平县志》记载，泰和六年，全道庵进行扩建。虽然没有说明是谁主持了这次扩建，但根据其它史料推测，此次扩建的主持者很可能是丘处机。民国《牟平县志》记载：“泰和六祀，长春真人鹤驾东来，宅斯仙境，敬丹阳之故居，冀宏模之大辟。令门人邱志坚贸其观，额目曰玄都。”也就是说，同样也是在1206年，丘处机自栖霞专程来牟平，将范园中马钰所居的庵舍进行了大规模重修，并请额为“玄都观”。由于丘处机此行目的是为了继续扩大全真教的影响，而且按当时的情况分析，为道观请得观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般需要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方可做到，况且神清观与玄都观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年。所以我们推测，很可能当时丘处机也来到了昆嵛山，一并将昆嵛山的全道庵扩建并请额为“神清观”。这一次扩建规模应该比第一次有明显扩大。由于此次扩建缺乏更详细的碑记等资料佐证，所以目前尚无法确知此次扩建更多细节。

第三次大规模扩建是在金贞佑二年（1214）之前。根据《焦志疏考》一书记载，在兵乱之前，昆嵛山中已经是宫观林立，面貌一新。整个昆嵛山在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形成一个几乎可以与南方龙虎山相抗衡的北方“道都”。丘处机在外出云游二十多年后重返昆嵛山，见到这种景况心里特别兴奋，写下《神清观十六绝诗并序》，“甲戌（1214年），长春真人年六十七。此年，游昆嵛烟霞洞，有诗。”而且还对山中部分形胜命名，并命石工刻石以纪。但刻工未完，牟平人郝仪便率徒攻上昆嵛山,将昆嵛山神清观等全真教所建宫观悉数焚毁殆尽。《重修神清宫记》碑文称，“贞祐，兵火焚毁，所存者唯一石洞”。不过，当时已经刻好的“道山”、“清风”、“神清”、“采芝”等还是保留下来了，这些遗迹至今仍存留在神清观附近的山崖上。

《重修神清宫记》记载，大火熄灭后，龙门派丘处机、嵛山派王玉阳的徒弟文山通玄大师王志兴等人，又回到昆嵛山神清观开始重修殿宇斋舍。从《重修神清宫记》中可以看出，这次重修的时间极为漫长。直到壬辰年（1232），由于一些大功德主和当地主要官员（姜房父子）的捐资和号召参与，才使得这一次重修工程得以最终完成。这次重修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各种附属设施也渐趋完备，而且增置观外资产。一直到1250年升观为宫后，神清宫仍在继续扩建。碑文记载：“虽稍见次序，七真殿亦不可阙，汝当率众为之。成之日，囗来我当劳汝笔以文使刻石以传……葆光归，以其言白众，众皆趋事助功囗建焉。丙辰春殿成，设斋以落之。”也就是说，升观为宫后，又按朝廷建议扩建了七真殿，并于丙辰年（1256）春落成。从“七真殿亦不可阙”一语中可以推测，七真殿应当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即在1250年后的那次扩建中，七真殿就已经列入建设规划，并最终在神清观落成。七真中的最后一个祖师丘处机是在1227年羽化的。也就是说，在丘处机去世二十多年后，昆嵛山神清观就已经有了祭祀七真的殿宇。这是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专门用于纪念七位祖师、号称“七真殿”的建筑。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神清观被拆毁之前，仍然有冠名“七真殿”的殿堂。神清观的这次重建，前后共计42年（1214～1256），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历时漫长、规模宏大，并从此奠定了神清观其后几百年的基本建筑格局。

但此次历时六年建成的七真殿，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在建成的20年后又进行了一次重修。现神清观中的碑刻《重修七真殿记》记载了这次重修过程，此次重修的捐款者鞠英是宁海州东山北头村人。碑文中所记“东华耿道清”，当时并非神清观道士，而是昆嵛山东华宫的道士。东华宫的道士却成为神清观重修捐款的保管人，令人费解。更令人惊异的是，此人52年后（1328年）仍以东华宫提点身份，继续受政府官员委托，成为神清宫修建唐四仙姑石龛捐款的保管人，并作为石龛主要建造者载于碑刻中。此处碑文中虽然没有提到耿道清的具体身份，但受人委托作为捐款的主要保管者，其身份应当不是一个普通道士。昆嵛山北麓神清观两次修建的捐款，让远在昆嵛山南麓的东华宫人员保管，实在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而且其间隔时间竟长达52年之久。

明代一次重修，神清观规模扩大

全真教在金元时期分宗衍派、各立教团、完善教义教规、扩充斋醮科仪，一时蔚为大观。自明朝开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完成其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对宗教采取利用与检束并用的政策，即优待其头面人物和重要宫观寺院，同时又控制其势力的发展。

神清观在此时期所遗留的相关资料，明显不如金元时期丰富，所存碑石也非常有限，似乎也与这种大的政策环境有关。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神清观在明初曾经有过一次重修。

这次二百多年后的大规模重修，发生在明洪武六年（1373）。民国《牟平县志》中，只记载了此次重修事件和当时参入其中的兵部郎中刘崧。该文描述了重修后的景色：“观中亭舍幽敞，林泉环绕，银杏枯槐，树大数抱，皆金元间物也。”关于此次重修的原因，没有记载。据神清观道长周培明回忆，当年他在神清观时曾听师父宫嗣海说，在元朝和明朝争夺天下的战争中，神清观曾遭到严重破坏。民国《牟平县志》所记载的此次重修，可能就是元末明初战争毁坏后的复建。

战争对宫观寺庙的破坏，一般情况下都是盗抢造成的，而如贞祐年间的大火焚毁则比较少见。因为当战乱起时，宫观寺庙不但失去了正常的收入，而且往往会成为双方交战或军旅食宿驻扎之地。这时，宫观的物资财产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强占掠夺，最终导致宫观道众失去凭依而星散。当宫观庙宇失去管理时，不法之徒的揭瓦扒房、搬木运石等盗毁庙产之事遂不可避免，宫观也随之破败荒芜。

现存于神清观中能够确定的明代碑刻只有一通，即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明敕颁藏经玺诏》碑（俗称“圣旨碑”）。此碑是官方玺诏内容的刻石。万历三十九年，朝廷曾向全国各大道教名山广颁《道大藏经》，其中昆嵛山获颁一部，计五千四百八十五卷，由神清观和玉虚观各领半部。现存于神清观中的《明敕颁藏经玺诏》碑清楚地记载了这次事件。这次向昆嵛山敕颁道藏的行为，表明当时昆嵛山在诸多道教名山中还是比较有影响和受重视的，同时也说明神清观和玉虚观是当时昆嵛山周围声名最显赫的两座宫观。

神清观最后一任道长周培明2010年说，在他1943年离开神清观时，两千多卷的道藏经仍然完好保存在神清观大殿（老君殿）中，堆满了东、西两面墙上的书架。这些珍贵的道藏经籍据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附近的果农拿出来撕开，做了苹果包装筐的填充物。

2008～2009年，在对神清观的多次实地考察中又相继发现一些石刻碑记。其碑文经拓片辨认，确定为明代碑刻的有一通，即《重修烟霞洞七真殿记》。刻石年代已剥泐不可详辨，但细读其中“夫经营始于正夏五月，落成在于秋七月中也”一语，乃知此为记述重修年代之语。查元、明、清三代年号，以“正”字开头的只有明代的“正统”、“正德”，其年代分别为1436～1450年和1506～1522年。由于没有其它资料佐证，目前尚不能确定这次重修是在正统年间还是正德年间。

此次是由李丙、祝鲲发起捐资重修的，所修建筑为七真殿，复塑了殿中七真人神像，工程施工不到三个月。负责此次工程的仍然是玉虚宫的人员（圣水玉虚万寿宫），分别是一位宫姓提点和提举吕知一。

此处提到的“烟霞洞七真殿”，其实就是在前面曾经考证过的、始建于金泰和六年的“神清观七真殿”，但此文并没有提到“神清观”三个字。现存于神清观的清代《重修烟霞洞七真庙及五真人洞增修东西官厅六间碑》，也是称“烟霞洞七真庙”。七真殿明明建在神清观内而不称神清观（宫）七真殿，令人费解，其中原因值得深入探究。此外，五真人洞在何处？若是指今烟霞洞，何故称“五真人洞”而不称“七真洞”？此外，在烟霞洞前的狭窄之地也不可能建成“东西官厅六间”。既称“官厅”，则当为接待官员之处。在宫观中建官员接待处虽不乏先例，但在昆嵛山深处的宫观里专门建六间官员接待处，似乎意味着当时到烟霞洞游历的官员非常多，否则就难以理解这种举动。

清代三次翻修重修，神清观规模空前

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神清观的演变情况，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记载。有传说此时神清观也曾经遭到兵火波及，但从两千多卷《道藏经》能够完好保留下来的情况分析，当时神清观应当没有遭受大的破坏，但朝代更替对宫观的影响还是有的。目前神清观所存碑石中，清代近三百年间，有记载的翻修、重修共有三次，详情分别载于道光十一年《翻修烟霞洞天三殿记》、咸丰四年《重修烟霞神清宫记》，以及光绪七年《重修烟霞洞七真庙及五真人洞增修东西官厅六间碑》的碑文中。

现存神清观中清代最早碑刻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官山至界》碑。此碑形制很特殊，碑石取自于当地的普通山石，刻工也比较粗糙。碑文撰写者为当时烟霞洞主持道士齐合童，碑文中也仍然没有提到神清观。齐合童在碑文中叙述了当时各种势力对烟霞洞（神清观）田产山岚的侵掠，以及自己不屈抗争的过程，语气中充满愤懑、不平和剑拔弩张的气氛。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对立双方为争夺神清观山岚田产的过程是相当紧张和危急的。我们没有看到齐合童的助伴，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显得孤立无援、心急如焚。这说明，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神清观在社会上受保护的程度还非常低，在与其它社会势力的较量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观中道众可能也很少，清政府对宫观的管理保护措施也远没有元明两代来得及时有力。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这种情况至二百多年后的道光年间才有了改观。据道光年间宁海州著名文人宫卜万所撰《重修烟霞洞天三殿记》一文可知，至道光十一年（1851），神清观住持道士于龙溪通过集资化缘，重修了烟霞洞天三殿。此文中为何称神清观所修的房屋为“烟霞洞天三殿”，其中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此外，宫卜万在这篇文章还提供了许多历史信息，比如：有关王重阳开辟烟霞洞的传说当时仍然在昆嵛山地区广泛流传，其对全真七子主要事迹的记载也都条陈有序，甚至神清观的历史演变乃至戚兆伯的飞泉居和寮公洞、蒋公洞等著名人物地点也都略有提及。不过，文中所谓“神清观，额题于泰和，改观为宫，又奉旨于贞祐”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根据“铜碑”记载，神清观的确是在泰和年间请得观额的，但其升观为宫却并不在泰和年间，而是在元初的1250年。其“奉旨于贞祐”一句，则不明所指，目前所知史料亦无法证明在这一年中，神清宫有何“旨”颁奉。

到咸丰四年（1854），神清观、烟霞洞的情况有了更加明显的重大改变。从敕授修职郎丙子科举人、宁海州学正王庆霖在咸丰四年撰写的《重修烟霞洞神清宫记》碑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神清宫住持道人于明兴及其徒弟孙志道，为重修神清宫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化缘。经过数年化缘的资金积累，终于在道光十九年（1839）重新开工建设神清宫。经过四年的辛苦施工，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神清宫的正殿、山门法堂以及宫外的清风亭等建筑都恢复一新。这次重修，是史料有记载的神清观第五次大修。

从该碑碑阴中所记载的众多功德主可以得见当时于明兴、孙志道师徒二人化缘行程之广、意志之坚。碑文中称二人：“北走京师、东踰渤海，风餐露宿，不惮劳瘁。”此当非为过誉之词。经粗略统计，他们在京都化得善款的商号共计118家，关东金州界貔子窝化得善款的商号共计132户，金州城里23户，盖州城里64家，岫岩界大孤山67户，青堆子10余户，招远县39户……如此大的工作量，没有数年之功恐怕是难以完成的。

到了光绪七年（1881），神清宫的道士们又对七真庙和五真人洞进行重修，并同时扩建东、西官厅六间。从《重修烟霞洞七真庙及五真人洞增修东西官厅六间碑》碑文中可以看出，重修后神清宫殿宇的规模比以前又有所扩大，呈现出一派崭新景象。该碑碑阴同样记载了此次重修化缘的功德主名单。与道光年间不同的是，此次化缘的对象不再是以商号为主，各地官员的捐款成为此次重修扩建的主要资金来源。上次道光年间碑文记载中，只有捐款对象没有捐款数额，而这次不但有具体的捐款人姓名，还有每个人所捐银两数目。按碑阴所载统计，此次捐银共计约988两。这些捐款几乎全部来自各地官员，其中来自河南的捐款占总额的绝大部分。就连该碑的撰文和书写也是两位官员：撰文者是同治年间登州知府、时任河南按擦使的豫山；书写者是前署渑池县知县、福山人王伯方。碑文中记载的参入此次外出募化的道纳计有18位之多，远远超过上次的区区二人之数。这些数字表明，当时神清观的常住道士人数已经迅速增加，也显示神清观进入一个发展的兴盛繁荣时期。

这次重修的七真庙（殿）是有碑文记载的第三次重修，说明在神清观的宗教建筑规制中，七真殿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又据碑文中“庙尊元武、祠像老君”的详细记载，我们知道，当时神清观中也已经有了真武大帝和太上老君的尊祠。

民国以后，从毁坏殆尽到恢复重建

光绪七年（1881）的碑刻，是神清观所有碑刻中年代最晚的一块，其后至民国时期的几十年已无史料记载。根据周培明回忆，当时神清观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按光绪年间重修后延续下来的。

神清观最后一次的巨大破坏始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止于六十年代“文革”期间。至六十年代末期，神清观所有建筑只剩下基址残垣，神像悉遭碎毁，重要碑刻及“铜碑铁树”等文物或毁或埋，数千卷《道大藏经》也毁坏殆尽。

2006年9月，神清观恢复重建破土动工，牟平籍香港友人杨世杭先生捐赠恢复重建的全部资金。2008年4月26日，神清观举行了重建落成开光仪式。

原载于2020年10月号《烟台文史》（总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