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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迟早会修订。在日历终于快要翻完的2015年12月21日，该法的修正案（草案）终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修正案文本上，“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替代了原来的“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这是以“一胎化”为基调的计划生育国策在实施三十多后的第一次大调整。在中国人口结构已经面临严重挑战——出生率超低、总抚养比高企、性别比失衡、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提高降临——的当下，全面放开二孩自然而然地成了既希望保留计生基本国策，同时又能改善人口结构、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选项。一些经济学家相信，二孩政策的放开将会明显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按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预计每年能够拉动GDP增长0.2%”；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则认为，二胎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有0.5%左右的拉动。

婴儿潮确实是拉升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学者的乐观估算，显然是建立在二孩政策能够促发一波婴儿潮的预设之上，如李稻葵教授认为，“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保守的预测每年能够增加200万个孩子”。然而，中国目前低迷的生育率是否会因为二孩政策的刺激而明显回升，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看，当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超低出生率之后，不管政府如何出台政策鼓励，生育率的回升都非常困难，人口学家易富贤先生的研究表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在1960年代都曾经提倡生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快速下滑，这三个地方的生育率分别于1976年、1982、1983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后来当局鼓励生育，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现在生育率只有1.0左右。”

回到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全面放开二孩之前，国家已经推行过“单独二孩”，政策初出炉时，国家卫计委人士预计每年会新增出生人口200万人左右，但实际上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长了47万。据统计，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但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育龄夫妇只有169万对，占比仅为15.4%。

那么全面二孩政策会不会同样“遇冷”？并非没有可能。江苏如东县曾是中国计划生育模范县，尽管当地已经发生了非常严峻的社会老龄化问题，但按2013年如东县计生部门对2.8万对夫妇进行的调查，仅有11.6%的对象表示有生育二胎意愿。少生育甚至不生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就是最有效果的避孕药，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生育率迅速下降、回升艰难的现象，正走在现代化路上的中国社会也不会例外。

为重振生育率，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出台各种政策激励国民生育，如澳大利亚给予每名新生婴儿5000美元补贴；英国给刚刚当上母亲的女性长达39周的带薪假期；韩国政府向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德国为男性公民提供带薪陪产假期。

我们当然不会“照搬西方那一套”。那么是否可以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呢？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都鼓励生育。为维持较高的生育率，古代政府甚至会强制国民生育，如春秋时的越国立法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西汉的惠帝也发过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向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剩女”征收五倍的人头税。这类依靠惩罚的鼓励生育政策不足为效，值得另眼相看的是南宋政府的做法。

南宋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层面：一、给生产的贫困家庭发放育儿补贴，每户每胎发4贯“奶粉钱”，约值1200元人民币；二、对妻子有身孕的居民免除一年杂色差役，有点像给予“陪产假”；三、蠲免生产家庭的丁税钱，即减税；四、鼓励地方精英成立“社会化育儿公益基金”，叫做“举子仓”或“举子钱库”。今日的中国公民已经不用承担杂色差役与丁税钱，但宋政府的做法并非没有启示作用：比如国家完全可以立法确立男性公民的陪产假；给生育二胎的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

如果中国社会的生育继续走低，那么光“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只怕于事无补，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迟早要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表。今天网上出现了一组搞笑的“十年后计生标语”：“怀上来生出来养起来，就是不能打下来！”希望它不会出现真的出现在未来的城乡墙壁上。

（原载本期《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