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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西宪

(2013-08-04 11:54:54)

儒家与西宪

吴钩


许多人都认为晚清儒家在这个大变局中扮演了顽固的守旧角色,然而,如果我们去研究晚清顽固守旧派的构成,则会发现,多数极端排外的守旧派都属于满族官僚与亲贵,如刚毅、文悌、载勋、载漪、启秀、怀塔布;儒家当然也有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之人,但也不宜夸大化。事实上,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恰恰是儒家,而且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宪政制度,而不是洋务派关注的“坚船利炮”,也不是后来“五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执着的“先进文化”。晚清的儒家发现,西方国家优良的治理秩序,有如是中华“三代之治”的再现。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郑观应、郭嵩焘、薛福成等人,不约而以地都认为“西宪”的实践跟“三代”的理想是相通的。这里略举几例:


王韬这样描述英国的议会:“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官吏则行荐举之法,必平日之有声望品诣者,方得擢为民上,若非闾里称其素行,乡党钦其隆名,则不得举,而又必准舍寡从众之力,以示无私。”


薛福成评论欧洲的虚君共和制:“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若夫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位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指意大利)诸国君民共主政乎?”薛福成又认为,“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


魏源评价美国的民主制:“议事听讼,选官举能,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三占从二”即为“三代”的民主议事原则。今人只知道魏源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却不知魏源对于“夷邦”的宪政体制也是称赞不已。


徐继畬则认为美国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徐还将英国的下议院翻译为“乡绅房”,这个译法很有意思,赋予“议院”这个陌生的概念一种中国人熟悉的意象。上引王韬对英国议会的描述,同样使用了原汤原汁的儒家语言。这种儒家式的描述,可以消除人们对于“西宪”的陌生感与异己感。事实上,十九年纪的英国代议士,多为绅士,跟中国的士绅也无太大的不同。


我们看到,在西方政治思潮涌入中国的晚清时期,儒家一下子就接受了其中的宪政思想(在时间点上不会晚于洋务运动)。若不是有源于传统深处的价值认同,若不是因为“西宪”与儒家集体记忆中的“三代”理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晚清儒家如何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采纳“西宪”之说?


也许以严格的学理相衡量,晚清儒家对“西宪”的理解可能有穿凿、附会之处,然而,从宪政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代”给予了儒家一个宪政治理秩序的美好想象,现在这个美好想象在“西宪”那里获得验证。儒家治理理想与西方宪政学说之间,并非“天人相隔”,而是“曲径互通”。当心存“三代”理想的晚清儒家第一次接触到“西宪”时,他们一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熟悉感觉,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亲切感受。更重要的,“三代”与“西宪”共同为晚清儒家提供了改造满清部族专制政体、重建宪政治理秩序的蓝图与动力,恰如郑观应所言,“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


在儒家立宪派士绅的推动下,朝廷开始试行新政,立宪列入新政日程表,国会与责任内阁的诞生指日可待,地方自治的训练次第展开,作为议会准备机构的谘议局(地方)与资政院(中央)相继设立……一个与皇权专制大不相同的君主立宪政体呼之欲出了。可惜由于新政推行时机的延误,越来越焦灼的变革诉求已经对清王朝缺乏耐心了。君宪未成,革命已起,最后,这个打算立宪的王朝连同君主制,一块终结于辛亥年底。不过,从清末到民初,尽管王旗变换,但就宪政构建而言,它是延续的,只是从“君主立宪”换成了“共和宪政”。民国的缔造者孙文也有一个“回向三代”的梦想,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模型未必能精准地解释近代中国的宪政转型。来自西方的“冲击”当然存在,而且确实对当时的儒家士君子产生强大刺激,就如明王朝由专制而覆灭的命运也曾给明末士君子造成震撼性的“冲击”,从而引发三大儒对于皇权专制的深切反思,但晚清社会向着宪政与自治的方向艰难演进,则不仅由于外在的“冲击”,更是基于儒家自由传统的积累与扩展。西学固然带来了“冲击”,乃至提供了宪政的镜像,但儒家本身也有构建宪政秩序的动力、蓝图与经验,晚清至民初的宪政转型,既是开放的,也是内生的。外来的“冲击”只是加速了中国的近代转型,并不是唯一的动力源。“冲击—回应”模型假设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停滞、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封闭型“死局”,将外来的西方“冲击”当成近代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源,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晚清—民初的宪政转型最终受挫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儒家传统阻碍了宪政,恰恰相反,而是传统的宪政积累遭到毁灭性破坏,内生、演化的宪政进程被外来强加的“彻底革命”风暴摧毁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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