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读书笔记：《章太炎国学讲义》
(2012-09-01 11: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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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国学讲义
章太炎著
【总序 编者】
国学，一般指的乃是我国几千年固有传统文化之学术研究。
清末以前，本无国学一说，国学的兴起其实是当时国人对新式西学的应对，而当时的国学大师如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都是学贯中西，所以，国学这个名词，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和当时被称为西学的现代学术研究分不开，甚至相互依存的。国学的出现正体现了在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国人被迫重新找寻自己、定位自己的困惑。
【国学概论】
【第一章 概论】
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国学概论”分做两部研究：
甲、国学的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二、经典诸子非宗教；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么话。
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例，不能以此混彼。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稣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
经字原意只有一经一纬的经，即使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做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
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相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就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纪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乙、治国学的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二、通小学；三、明地理；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五、辨文学应用。
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越绝书》，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本是晋人所得，原已难辨真假，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晋人原本，乃是明人伪造的了。
总之，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宋以后的文章和现在差不多，我们就能完全了解了。
研究小学有三法：一、通音韵；二、明训诂，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更引申某义转为他义；三、辨形体，近体字中相像的，在篆文未必相像，所以我们要明古书某字的本形，以求古书某字的某义。
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如能把《说文》、《尔雅》、《音韵学》都有明确的观念，那么，研究国学就不至犯那“意误”、“音误”、“形误”等弊病了。
近顷所谓地理，包含地质、地文、地志三项，原须专门研究的。中国本来的地理，算不得独立的科学，只不过做别几种的助手，也没曾研究到地质、地文的。我们现在要研究国学，所需要的也只是地志，且把地志讲一讲。
地志可分两项：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就是山川脉络之类。山自古至今，没曾变更。大川若黄河，虽有多次变更，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明白考出，所以，关于天然的，比较地容易研究。人为的就是郡县建置之类。
历来研究天然的，在乾隆时有《水道提纲》一书。书中讲山的地方甚少，关于水道，到现在也变更了许多，不过大致是对的。
研究人为的，有《读史方舆纪要》和《乾隆府厅州县志》。在《方舆纪要》和《府厅州县志》以前，唐人有《元和郡县志》，也是研究人为的，只是欠分明。另外还有《大清一统志》、《李申耆五种》，其中却有直截明了的记载，我们应该看的。
我在上节曾讲过“通小学”，现在又讲到“明地理”，本来还有“典章制度”也是应该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书上多已载明，无以今证古的必要。
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
文学的派别很多，梁刘勰著《文心雕龙》一书，已明白罗列，关于这项，将来再仔细讨论，现在只把不能更改的文体讲一讲。
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历来两派的争执很激烈。
依我看来，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
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
白话记述，古时素来有的，《尚书》的诏告全是当时的白话，汉代的手诏，差不多亦是当时的白话，经史所载更多照实写出的《尚书·顾命篇》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一语，从前都没能解这两个“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始说明多一肄自，乃直写当时病人垂危舌本强大的口吻。
【第二章 国学的派别（一）——经学的派别】
“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的事，《雅》、《颂》是讽咏王室的），像歌谣一般的，夹入很少，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周礼》载宫制，《仪礼》载仪注），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太史公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引申他的意思，可以说《春秋》是罗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易经》却和近代“社会学”一般，一方面考察古来的事迹，得着些原则，拿这些原则，可以推测现在和将来。简单说起来，《春秋》是显明的史，《易经》是蕴着史的精华的。因而可见《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实在周末还不如此，此风乃起于汉时。
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也遭一炬，其后治经者遂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今文家乃据汉初传经之士所记述的。
汉初，田何传《易经》，伏生口授《尚书》，齐、鲁、韩三家治《诗经》，高堂生传《礼经》，胡毋生治《公羊》，瑕丘江公治《毂梁》，那时除了《乐经》以外，五经都已完备。
《仪礼》（当时称为《士礼》），在古文今文，只为文字上的差别。《周礼》在汉初不以为经典，东汉始有杜子春和二郑替彼注释。此外今古文便各自为别了。今古文的区别，本来只在文字版本上。因为《六经》遭秦火，秦代遗老就所能记忆的，用当代语言记出，称为今文；后来从山崖屋壁发见古时原本，称为古文，也不过像近代今板古板的分别罢了。但今文所记忆，和古文所发现的篇幅的多少，已有不同；今文家所主张和古文家所说，根本上又有不同；因此分道扬镳。
王念孙及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引用汉代训诂，善于调换，于诸说中采其可通者，于是佶屈聱牙的古书，一变而为普通人所能懂得了。历来研究经学的，对于名词动词有人研究；关于助词，都不知讨论。王氏父子著《经传释词》，于古书助词之用法列举无遗，实于我们研究上有莫大的便利。
孙诒让是一代大宗，《周礼正义》一书，颇为学者所重。
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经典的派别，也不过如此罢。
【第三章 国学的派别（二）——哲学的派别】
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经部中虽有极少部分与哲学有关，但大部分是为别种目的而作的。
至和哲学最有关系的，要算儒、道两家，其他要算“法家”、“墨家”、“名家”了。“道家”出于史官，和《易》相同。老、庄二子的主张，都和哲学有牵涉的。
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不同，就在出发点上。儒道二家是以哲理为基本而推衍到政治和道德的，法家是旁及哲理罢了。
道儒两家的政治主张，略有异同：道家范围大，对于一切破除净尽；儒家范围狭小，对于现行制度尚是虚与委蛇；也可以说是“其殊在量，非在质也”。老子为久计远，并且他没有一些名利观念，所以敢放胆说出；孔子急急要想做官，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如何敢放胆说话呢！
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
庄子的“无我”和孔子的“毋我”、颜子的“克己复礼”也相同，即一己与万物同化，今人所谓融“小我”于“大我”之中。这种高深主张，孟、荀见不到此，原来孔子也只推许颜回是悟此道的。所以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
汉人通经致用，最为曹操所不欢喜；他用移风易俗的方法，把学者都赶到吟咏一途，因此三国的诗歌，很有声色。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处。
魏晋两朝，变乱很多，大家都感着痛苦，厌世主义因此产生。
自魏晋至六朝，其间佛法入中国，当时治经者极少，远公是治经的大师。他非但有功佛法，并且讲《毛诗》讲《仪礼》极精，后来治经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国，所以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极大原因：学者对于儒家觉得太浅薄，因此弃儒习老、庄，而老、庄之学又太无礼法规则，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庄，又不猖狂，适合脾胃，大家认为非此无可求了。当时《弘明集》治佛法，多取佛法和老、庄相引证。才高的人，都归入此道，猖狂之风渐熄。（哎呀呀，十四阿哥和完颜氏的嫡长子呢，咳咳，严肃严肃。。。）
历观中国古代，在太平安宁之时，治哲学的极少，等到乱世，才有人研究。
宋代的哲学，总括说起来：北宋不露锋芒，南宋锋芒太露了。这或者和南北地方的性格有关。
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白沙始，宋人欢喜著书，并且有“语录”之类。
贬龙场驿丞以后，阳明的学问大进。他看得世间别无可怕，只有死是可怕的，所以造石棺以尝死的况味，所主张的“致良知”，就在卧石棺时悟出。（这人太可爱了吧，我喜欢，以前蹭文院的课时听老师讲过这人，当时就很感兴趣来着，赶明儿买书来看好了。。。）
阳明以为知即是行，也可说“知的恳切处即行，行的精粹处即知”。不过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是在贵州时讲的。后来到南京，专讲静坐，归江西后又讲“致良知”了。《传习录》是他在贵州时的产品，和后来有些不合。
阳明“致良知”的主张，以为人心中于是非善恶自能明白，不必靠什么典籍，也不必靠旁的话来证明，但是第二念不应念，有了第二念自己便不明了。人以为阳明的学说，很宜于用兵，如此便不至有什么疑虑和悔恨。（或许可能应该懂了，前面我是很赞同的，但对第二念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如因过去的已经过去没必要惋惜后悔还行，可若是为了逃避直面真正的自己或自私或阴暗的一面，我就不敢苟同了，正视自己而后才有可能消除自己不想要的一切。仅凭这里一两句话还是无法探明其真意的。）
哲学的派别，既如上述，我们在此且总括地比较一下：以哲学论，我们可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和欧西的哲学四种。
欧西的哲学，都是纸片上的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gosh，您老人家讲国学就国学，扯别人干嘛，褒自个儿就算了，非得贬低他人，做人要厚道呀厚道，所谓哲学，本就是最最抽象的道理，您倒是说说怎么实验？您倒是给我实验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再就宋以来的理学和九流比较看来，却又相去一间了。黄梨洲说：“自阳明出，儒释疆界，邈若山河。”实在儒、释之界，宋已分明，不过儒、释有疆界，便是宋以后未达一间之遗憾。
至于佛法所有奥妙之处，在九流却都有说及，可以并驾齐驱。
我们研究哲学，从宋人入手，却也很好，因为晋人空谈之病，宋人所无，不过不要拘守宋学，才有高深的希望。至于直接研究佛法，容易流入猖狂。古来专讲佛而不讲儒学的，多不足取。
【第四章 国学的派别（三）——文学的派别】
什么是文学？据我看来，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论彼的法式叫做“文学”。文学可分有韵无韵二种：有韵的今人称为“诗”，无韵的称为“文”。古人却和这种不同。
古时所谓文章，并非专指文学。换句话说：文章就是“礼”、“乐”。后来范围缩小，文章专指文学而言。
我们现在先讨论无韵的文。在讨论文的派别之先，把文的分类讲一讲，并列表以清眉目：
http://s1/middle/63696c8cgc89b7e32ed60&690
我们普通讲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经、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称。但上表所列文的分类中，以“传”而论，“四史”中列传已在集部以外，“本纪”、“世家”和“传”是同性质的，也非集部所有，集部只有“家传”。以“论”而论，除了文人单篇的论文，也有在集部以外的。以“序”而论，也只单篇的，集中所已备；那连合的序，若《四库提要》，就非集部所有。至如“编年史”中《左传》、《资治通鉴》之类和“名人年谱”，都是记事文，也非集部所能包了。
“传”是记述某人的一生或一事，我们所普通见到的。
“行述”、“状”和“传”各不相同。“状”在古时只有几句考语，用以呈诸考功之官，凭之以定溢法。自唐李翱以为“状”仅凭考语不能定溢法，乃定“状”亦须叙事，就与“传”相同。“行述”须叙事，形式与“传”虽相同而用处不同。
“碑”原非为个人而作，差不多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只有墓上之碑，才是为个人而作。“碑”、“碣”实质是一样的，只大小长短不同。“表”和“碑”、“碣”都不同，没有大小长短的区别，说到彼等的内质，“传”是记事的，“状”是考语兼记事的，“碑”是考语多，后附有韵的铭，间有记事，也略而不详。宋以后“碑”和“传”只有首尾的不同了。“墓志”的文章，大都敷衍交情，没有什么精彩。至很小的事，记述大都用“书事”或“记”等。
文学的分类既如上述，我们再进一步讨论文学的派别：
经典之作，原非为文，诸子皆不以文称。《汉书·贾谊传》称贾谊“善属文”，文乃出。
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东晋好谈论而无以文名者，骈文也自此产生了。
我们在此可以讨论有韵文了。有韵文是什么？就是“诗”。
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惟有诗可称诗：什么可称诗？《周礼·春官》称六诗，就是风、赋、比、兴、雅、颂。但是后来赋与诗离，所谓比、兴也不见于《诗经》。究竟当日的赋、比、兴是怎样的，已不可考。
《诗经》只有《风》、《雅》、《颂》，赋不为当时所称，但是到了战国，赋就出来了。
三百篇以后直至秦代，无诗可见。一到汉初，诗便出来了。汉高祖《大风歌》，项羽《虞兮歌》，可说是独创的诗。此后五言诗的始祖，当然要推《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中据《玉台新咏》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见这诗是西汉的产品。
继十九首而振诗风，当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拟《诗经》，独具气魄，其他五言七言诸诗，虽不能如十九首的冲淡，但色味深厚，读之令人生快。
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后，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后，阮籍以《咏怀诗》闻于世。他本好清淡，但所作的诗，一些也没有这种气味。《诗品》称阮诗出于《离骚》，真是探源之论，不过陈思王的诗，也出自《离骚》，阮的诗还不能如他一般痛快。
晋初左思《咏史诗》、《招隐诗》风格特高，与曹不同，可说是独开一派。在当时他的诗名不著，反而陆机、潘岳辈以诗称。我们平心考察：陆诗散漫，潘诗较整饬，毕竟不能及左思，他们也只可以说是作赋的能手罢了。
东晋清淡过甚，他们的“清淡诗”，和宋时“理学诗”一般可见。他们所做的诗，有时讲讲庄、老，有时谈谈佛理，像孙绰、许询辈都是如此。在东晋一代中无诗家可称，但刘琨《扶风歌》等篇，又是诗中佳品，以武人而能此，却也可喜！
陶渊明出，诗风一振，但他的诗终不能及古人，《诗品》评为“隐逸之诗”。他讲“田舍风味”，极自然有风致，也是独树一帜。在他以前，描写风景的诗很少，至他专以描写风景见长，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真古人所不能道。渊明以后，谢灵运和颜廷之二家继他而起。
梁代诗家推沈约（永明体自他出），律诗已有雏形了。古诗所以变为律诗，也因谢、颜诗不可讽诵，他因此故而定句调。沈约的律诗，和唐后律诗又不相同。《隋书·经籍志》载他的《四声谱》有一卷，可见谱中所载调是很多的，并不像唐后律诗这么简单。他的四声谱，我们虽不能见，但读他的诗，比谢、颜是调和些，和陶、小谢（谢朓）却没有什么分别呢。
南北朝中，我们只能知道南朝的作品。北朝究竟有无诗家，久已无从考得，但《木兰诗》传自北朝，何等高超，恐怕有些被淹没了呢！
梁末诗有大变，如何逊、阴铿的作品，只有一二句佳绝了。在此时，古今诗辟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诗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后的定评。隋杨素诗绝佳，和刘琨可仿佛。此时文人习于南北朝的诗风，爱用典故，并喜雕琢。杨素武人不爱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诗独能过人。当时文人专着眼在一二句好处，对于杨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炀帝为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二佳句，就杀两诗人了。
唐初，律诗未出，唐太宗和魏征的诗，和南北朝相去不远。自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出，作品渐含律诗的气味，不过当时只有五言律，并未有七言律。四杰之文很卑微，他们的诗，却有气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诗，气魄也大，虽有对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诗到此时也已穷极，五律七古不能不产生了。唐以前七古虽有，但不完备，至唐始备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颢的诗，都苍苍满芒，信笔写去，无所拘忌。李诗更含复古的气味，和同时陈子昂同一步骤。
盛唐诗家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张多古诗，和李、陈同有复古的倾向。王、孟诗与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诗有律诗，以描写风景为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陈、张，三家都是复古诗家，三人中自然推李为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为在古人之上，在我们看来，他的气自然盛于前人，说他是高于前人恐怕未必。王、孟两家是在古今之间，到了杜甫，才开今派的诗。
杜甫的诗，元稹说他高于李，因为杜立排律之体为李所不及的。据我看来，李诗是成线的，杜诗是成面的，杜诗可说是和“赋”有些相像，必要说杜胜于李，却仍不敢赞同。并且自杜诗开今，流于典故的堆叠，自然的气度也渐渐遗失，为功为罪，未可定论！至于杜的古诗，和古人也相去不远，只排律一体，是由他首创，“子美别开新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罢！在杜以前诸诗家，除颜延之而外，没有一个以多用书为贵的，自杜以后，才非用典故，不能夸示于人。或者后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饰，可掩了自己的短处！
昌黎的诗，习杜之遗风，更爱用典故，并爱用难识的字，每况愈下了，但自然之风尚存，所以得列于诗林。
韦应物、柳宗元两家，和昌黎虽同时，而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有王、孟气味，很自然平淡的。我们竟可以说柳的文和诗截不相同。同时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别家不同。他们随便下笔，说几句民情，有《小雅》的风趣，他们所以见称也以此。
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爱讲对仗，和杜甫爱典故是一样的结合，便成宋代的诗风。“西昆体”染此风甚深，所以宋代诗话，专在这些地方留意。
宋初欧阳修、梅圣俞对于西昆体很反对，但欧阳修爱奇异的诗句。梅圣俞的诗，开考古之源，和古人咏古的诗，又大不相同了。总之，宋人的诗，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以此病入膏肓。苏轼的诗，更打破唐诗的规模，有时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随便了。
有宋一代，诗话很多，无一不深重此病。惟《沧浪诗话》和众不同，他说“诗有别才，不关学也；诗有别趣，不关理也”。此种卓见，可扫宋人的习气了。
南宋陆放翁含北宋习气也很深，惟有范石湖、刘后村自有气度，与众不同。黄山谷出，开江西诗派之源。黄上学老杜，开场两句必对仗，是他们的规律，这一派诗无足取。
元、明、清三代诗甚衰，一无足取。高青邱的诗失之靡靡，七子的诗失之空门面，王渔洋、朱彝尊的诗失之典泽过浓，到了翁方纲以考据入诗，洪亮吉爱对仗，更不成诗。其间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项背。
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
【第五章 结论：国学如何进步】
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我在讲经学之派别时已经讲过。我们生在清后，那经典上的疑难，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让我们融会贯通再讲大体了。
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学的进步。总之，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
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事实上必有得。佛家内证功夫最精深，那些堕落的就转在语言文字上讲了。（这段话说的有点意思了，不过您老人家干嘛总跟西方哲学过不去？这些话说的让我有拿砖头拍死你的冲动。。。不管批评什么总得以一定了解为基础吧，您老作为一大家瞎咋呼什么。。。）
【国学略说】
【第一章 小学】
汉人所谓六艺，与《周礼·保氏》不同。汉儒以《六经》为六艺，《保氏》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六经者，大艺也；礼、乐、射、御、书、数者，小艺也。语似分歧，实无二致。古人先识文字，后究大学之道。后代则垂髫而讽《六经》；篆籀古文，反以当时罕习，致白首而不能通。盖字体递变，后人于真楷中认点画，自不暇再修旧文也。
是正文字之小学，括形声义三者而其义始全。古代撰次文字之书，于周为《史籀篇》，秦汉为《仓颉篇》，后复有《急就章》出。童蒙所课，弗外乎此。周兴嗣之《千字文》，《隋书·经籍志》入小学类。古人对于文字，形声义三者，同一重视。宋人读音尚正，义亦不敢妄谈。明以后则不然。
至《尔雅》乃运用文字之学。《尔雅》功用在解释经典，经典所无之字，《尔雅》自亦不具。是故字书为体，《尔雅》为用。譬之算术，凡可计数，无一不包。测天步历，特运用之一途耳。清人混称天算，其误与混《尔雅》字书为一者相同。《尔雅》之后，有《方言》，有《广雅》，皆为训诂之书，文字亦多不具。故求文字之义，乃当参《尔雅》、《方言》；论音读，更须参韵书，如此，文字之学乃备。
《说文》以形为主，《尔雅》、《方言》以义为主，《广韵》之类以声为主。今人与唐宋人读音不同，又不得不分别古今。治小学者，既知今音，又宜明了古音。段注《说文》，每字下有古音在第几部字样，此即示人以古今音读之不同。音理通，而义之转变乃明。
指事、象形在前，形声、会意在后，四者具而犹恐不足，则益之以转注，广之以假借，如是，则书契之道毕，宪象之理彰。
要知会意之会，乃会合之会，非领会之会也。
不转注，文字乃多；有假借，文字乃少。一义可造多字，字即多，转注之谓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令、长是，假借之类也。“令”之本义为号令，发号令者谓之令，古之令尹、后之县令，皆称为令，此由本义而引申者。“长”本长短之长，引申而为长幼之长。（同义词和一词多义。。。让我很是纠结了一阵子。。。）
实则别字自别字，假借自假借，乌可混为一谈？六书中之假借，乃“引申”之义。是故同声通用，非《说文》所谓假借。
由此可知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号；三重言双生叠韵之形容，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乌得以同声通用当之哉（同声通用，治小学者亦不得不讲。惟同声通用乃小学之用，非六书造字之旨耳）！
以故，转注、假借，就字关联而言；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就字个体而言。虽一讲个体，一讲关联，要皆与造字有关。
造字之始于仓颉，一见于《世本》，再见于《荀子》，三见于《韩非子》，而《说文序》推至伏羲画卦者，盖初文之作，不无与卦画有关。
造字之后，经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则文以浸多，字乃渐备。初文局于象形，指事，不给于用。《尧典》一篇，即非初文所可写定。自仓颉至史籀作大篆时，历年二千。其间字体，必甚复杂。史籀所以作大籀者，欲收整齐画一之功也。故为之厘订结体，增益点画，以期不致淆乱。今观籀文，笔画繁重，结体方正。较钟鼎所作踦斜不整者，为有别矣。此史籀之苦心也。惜书成未尽颁行，即遇犬戎之祸。王畿之外，未收推行之效。故汉代发见之孔子壁中经，仍为古文。至周代所遗之钟鼎，无论属于西周或属于东周，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相去仅五十余年。史籀成书，仅行关中，未曾推行关外故也。秦兼天下，李斯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作《仓颉》等三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后世谓之小篆。今观《说文》所录重文，古文有三百余字，而籀文不及二百。此因小篆本合籀文。籀文繁重，李斯略为改省。大篆、小篆，犹世言大写、小写矣。
秦时发卒兴戍，官狱繁多。程邈作隶，以趣约易。施用日广，于是古文几绝。秦隶今不可见，顾蔼吉《隶辨》言秦隶之遗于今者，若秦量、秦权、秦诏版等，文虽无多，尚可见其大意，大概比篆书略加省改，而笔意仍为篆书。即西汉之吉金石刻，虽为隶体，亦多用篆笔书写，与后世之挑剔作势者不同。
东汉时，相传有王次仲者，造作八分，于是隶法渐变，即今日所称之汉隶也。今所见之汉碑，多起于东汉中叶以后。东汉初年之《三公山碑》，尚带篆意；《石门颂》亦然；《裴岑纪功碑》虽隶而仍兼篆笔，盖为秦隶之遗。八分与隶书之别，在一有挑剔，一无挑剔，譬之颜、欧作楷，笔势稍异耳。
秦汉之际，识古文者犹多。
汉时通行载籍，沿用隶书，取其便于诵习，而授受弟子，则参用古文。
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贴，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若彼龟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
大抵钟鼎文之可识者，十可七八，刀布则十得五六。至于龟甲，则矫诬之器、荒忽之文而已。
古昔器物，近代出土愈多，而作伪者则异其心理。大抵轻而易举者，为数必众。钟鼎重器，铸造匪易，故伪者尚少。刀布之类，聚铜熔焠，亦非巨资不办。至于龟甲，则刚玉刻画，顷刻可成，出土日众，亦奚怪哉！
是故居今而研文字，当以召陵正书为归。外此则求古文于《三体石经》，亦属信而有徵。至于籀文，则有石鼓文在。如是而一轨于正，庶不至误入歧途矣。
字音有韵有纽，发声曰纽，收声曰韵。兹先述韵学大概。韵分古音、今音，可区别为五期，悉以经籍韵文为准。自《尧典》、《皋陶谟》以至周秦汉初为一期；汉武以后至三国为一期；两晋南北朝又为一期，隋唐至宋亦为一期，元后至清更为一期。泛论古音，大概六朝以前多为古音。今兹所谓古音，则指两汉以前。泛论今音，可举元明清三代。今则以隋为今音。此何以故？因今之韵书俱以《广韵》为准，而言古音则当以《诗经》用韵为准。
自唐以来，以今音读古之辞赋，一有不谐，便谓“叶韵”。
欲明音韵，今音当以《广韵》为主，古韵以《诗经》为主，其次则《易·赞》、《楚辞》以及周秦人之韵文。
多识古韵，自能明其分合之故。至求音理，则非下痛切工夫不可。（头昏脑涨。。。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弄那么清楚干嘛。。。又不是要穿越。。。）
四声之说，起于齐、梁，而双声、叠韵，由来已久。
是故吾人释经，应有一定规则，解诂字义，先求《尔雅》、《方言》有无此训。一如引律断狱，不能于刑律之外强科人罪。故说经而不守雅训，凿空悬解，谓之门外汉。
古人训诂之书，自《尔雅》而下，《方言》、《说文》、《广雅》以及《毛传》，汉儒训诂，可称完备。而今之讲汉学者，时复不满旧注，争欲补苴罅漏，则以一字数训，昔人运用尚有遗憾之故。此如士卒精良，而运筹者或千虑一失。后起之人，苟能调遣得法，即可制胜。又如用药，药性温凉，悉载《本草》，用药者不能越《本草》之外，其成功与否，全视运用如何而已。
训诂之学，善用之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壁垒一心；不善用之，如逢蒙学射，尽羿之道，于是杀羿。
【第二章 经学】
【六经大概】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
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矣。
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磬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
（字少——方——版——大版谓之业
字多——简——用绳曰“编”用竹曰“篇”——策
图——称“卷”——帛书）
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卷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用竹简，杀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孙子兵法》皆附图）。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书质厚，用简者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后汉书》称董卓（啊啊啊，仲颖笑笑，别拦我，让我花痴会儿。。。）移都之乱，绢帛图书，大则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应劭《风俗通》有云“赫蹄，薄小纸也”），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绢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至于绢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则此所谓图，当是绢素。又《仪礼》“铭旌用帛”，论语“子张书绅”，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曰“经”。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孔子之前，《诗》《诗》《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礼，今存《周礼》、《仪礼》。
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毂梁》均传记也。《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书》、《易》、《礼》、《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记耳。《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严格论之，“六经”无十三部也。
史部本与《六经》同类。《艺文志》“春秋家”列《战国策》、《太史公书》，太史公亦自言继续《春秋》。后人以史部太多，故别为一类。
向、歆校书之时，史部书少，故可归入“春秋”。其后史部渐多，非别立一类不可，亦犹《汉志》别立“诗赋”一类，不归入“诗经”类耳。顾源流不得不明，纬与经本应分类，史与经本不应分，此乃治经之枢纽，不可不知者也。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么多人争来争去，好麻烦，不管了，忽略之。。。）
【易经】
初造文字，取法兽蹄鸟迹；画卦亦然。
重卦出于何人，说者纷如。王弼以为伏羲，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而太史公则以为文王。
至卦辞爻辞之作，当是皆出文王。
文王作《易》之时，在官卜筮之书，有《连山》、《归藏》。文王之《易》与之等列，未必视为独重。且《周易》亦不止一部。今《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焦延寿作《易林》，以六十四自乘，得四千九十六条。安知周代无《易林》一类之书，别存于《周易》之外乎？盖《连山》、《归藏》、《周易》，初同为卜筮之书；上下二篇之《周易》与三十八卷之《周易》，性质相同，亦无高下之分，至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者耳。
“周易”二字，“周”为代名，不必深论；“易”之名，《连山》、《归藏》、《周易》之所共。《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连山》、《归藏》均称为《易》。然“易”之义不可解。郑玄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之说，颇近牵强。然古人说《易》，多以“易简”为言。“易”者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则“变易”之义，最为“易”之确诂。故今日说《易》，但取变易、易简二义，至当时究何所取义而称之曰《易》，则不可知矣。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益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文王作《易》，付之太卜一流。卜筮之徒，不知文王深意，至孔子乃视为穷高极远，于是《周易》遂为六经之一。秦皇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未之焚也。故自孔子传商翟之后，直至田何，中间未尝断绝。
向来说经者，往往据此疑彼，惟《易》一无可疑。以秦火未焚，汉仍完整也。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如孔子以前，但有六十四卦之名，亦何须数数披览，至于韦编三绝耶？必已有五千余字，孔子披览之勤，故韦编三绝也。
是汉人虽说《河图》、《洛书》，却未言图、书为何象，宋人说《易》，创为河洛及先天八卦图。朱晦庵《易本义》亦列此图。其实先天图书荒唐悠谬，要当以左道视之，等之天师一流可矣。
其余说《易》者，汉儒主象数，王弼入清谈。拘牵象数，固非至当。
“冒天下之道”者，权舆三教也“开物成务”者，钤键九流也。然不用权谋，则不能开物成务；不极玄妙，则不能冒天下之道。管辂谓，善《易》者不言《易》。然则真传《易》者，正恐不肯轻道阴阳也。以上讲《周易》大概。
【尚书】
《尚书》分六段讲：一，命名。二，孔子删《书》。三，秦焚《书》。四，汉今、古文之分。五，东晋古文。六，明清人说《尚书》者。
《书》包虞、夏、商、周四代文告，马融独称虞者，因《书》以《尧典》、《舜典》开端，故据以为名。亦犹《仪礼》汉人称《士礼》耳（《仪礼》不皆士礼，亦有诸侯大夫礼。所以称《士礼》者，以其首篇为《士冠礼》也）。
孔子删《书》，以何为凭？曰，以《书序》为凭。《书序》所有，皆孔子所录也。虽云《书》以道事，然以其为孔子所删，而谓偏偏皆是大经大法，可以为后世模楷，正未必然。即实论之，《尚书》不过片段之史料而已。
秦之焚书，《尚书》受厄最甚。揆秦之意，何尝不欲全灭《六经》。无如《诗》乃口授，易于流传。《礼》在当时，已不甚行，不须严令焚之，故禁令独重《诗》、《书》，而不及《礼》（李斯奏言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世）。盖《诗》、《书》所载，皆前代史迹，可作以古非今之资，《礼》、《乐》，都不甚相关。《春秋》事迹最近，最为所忌，特以柱下史张苍藏《左传》，故全书无缺。《公羊传》如今之讲义，师弟问答，未著竹帛，无从烧之。《毂梁》与《公羊》相似，至申公乃有传授。《易》本卜筮，不禁。惟《尚书》文义古奥，不易熟读，故焚后传者少也。
汉人传《书》者，伏生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此人人所共之。
【诗经】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先有志而后有诗。诗者，志之所发也。然有志亦可发为文。诗之异于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谓“歌永言”，即诗与文不同之处。“永”者，延长其音也。延长其音而有高下洪纤之别，遂生宫、商、角、徵、羽之名。“律”者，所以定声音也。既须永言，又须依永，于是不得不有韵（急语无收声，收声即有韵，前后句收声相同，即韵也）。诗之有韵，即由“歌永言”来。
《诗》以四言为主，取其可歌。然亦有二言、三言以至九言者，惟不多见耳。一言太短，不可以歌，故《三百篇》无一言之诗。然梁鸿《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则一言未始不可成句。或者“三百篇”中偶然无一言之句耳，非一言之句必不可歌也。
《诗经》而后，四言渐少。汉世五言盛行，唐则七言为多。八言、九言，偶一为之，三言惟汉《郊祀歌》用之。六言亦不多见。
今治《诗经》，不得不依《毛传》，以其序之完全无缺也。《诗》若无序，则作诗之本意已不明，更无可说。三家《诗》序存者无几，无从求其大义矣。戴东原作《毛郑诗考证》，东原长于训诂之学，而信服晦庵，故考证未能全备。东原之外，治诗者皆宗《毛传》，陈氏父子，不过网罗放失而已。
【三礼】
今案《仪礼》与安上治民有关，《周礼》则经国家、定社稷之书也。《周礼》初出曰《周官经》，刘歆始改称《周礼》，然《七略》犹曰《周官》，《汉书艺文志》仍之。马融训释之作，亦称《周官传》。至郑康成以《周礼》名之，合《仪礼》、《小戴记》为三《礼》。三“礼”之名，自郑氏始。今若以《大戴礼》合之，当称“四礼”。称“三礼”者，沿郑氏注也。
【春秋】
《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余意《春秋》之作，即在共和之后。盖宜王即位，补记共和国时事，而有《春秋》也。观《十二诸侯年表》，诸侯卒与即位均书年，可见《春秋》编年之法即在此时发明者，于是厉王出奔，宣王未立，“元年”者，谁之元年乎？《春秋》以道名分，故书共和元年也。可见宣王以前无《春秋》也。宣王中兴令主，不但武功昭著，即文化亦远迈前古。改古文为籀文，易记事以编年，皆发明绝大者也。至列国之有《春秋》，则时有早晚，决非同时并作。
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书，不修则独藏周室，修之则传诸其人。秦之燔书，周室之史一炬无存。至今日而犹得闻十二诸侯之事者，独赖孔子之修《春秋》耳。
《春秋》三传者，《左氏》、《公羊》、《毂梁》是也。《史记》称《左氏》曰“春秋”，称《公》、《毂》曰“传”。
《毂梁》下笔矜慎，于事实不甚明了者，常出以怀疑之词，不敢武断。荀卿与申公皆传《毂梁》，大抵《毂梁》鲁学，有儒者之风，不甚重视王霸。公羊齐人，以《孟子》有“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言，故盛称齐桓，亦或过为偏护。
《公羊》本无神话，凡诸近神话者，皆《公羊》后师傅会而成。近人或谓始于董仲舒。
今治三传，自应以《左氏》为主，《毂梁》可取多者，《公羊》颇有刻薄之语，可取者亦尚不少，如内诸夏、外夷狄之义，三传所同，而《公羊》独著明文。又讥世卿之意，《左》、《毂》皆有之，而《公羊》于尹氏卒、崔氏出奔，特言世卿非礼。故读《公羊》传者，宜舎短取长，知其为万世制法，非为汉一代制法也。
【第三章 史学】
【史学部类】
今讲史学，先论部类。
昔人以纪事、编年分类，此言其大要也。《隋书·经籍志》分史部为十三类：一、正史，《史记》、《汉书》属之。二、古史，编年者属之，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是。所以称古史者，既以本纪、列传为正史，则依《春秋》之体纯为编年者，不得不称古史也。三、杂史，既非本纪，又异编年，《逸周书》、《吴越春秋》、《战国策》之类属之，此皆率尔而作，非史册之正也。四、霸史，记载割据僭窃、不成正统者属之，《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之类是也。以上四种，史之经，亦史之本也。五、起居注，帝王每日一言一动，均详记之，《隋志》以《穆天子传》开端。六、旧事，杂记典章制度、帝王臣下之事，如《汉武故事》是。七、职官，昉于《周礼》，《隋书》以《汉官解诂》、《汉官仪》开端。《汉官解诂》模拟《周礼》，当时此种著作甚少，后则有《唐六典》以及近世会典（较《唐六典》为扩大）。《六典》整齐，《解诂》不整齐，斯其异也。八、仪注，以《汉旧仪》为首。《汉旧仪》卫宏所作，记当时礼制，今已残缺，本亦不甚详也。六朝时礼书甚多，今皆散佚，唐《开元礼》亦不存，惟会典中略引数条，宋《太常因革礼》犹存，明有《集礼》，清有《大清通礼》，皆仪注类也。九、律令，记历朝法律之作，不甚完备，《隋志》以《晋律》开端。十、杂传，包举今之志书、碑传集等。其中有与地理相混者，如《海岱志》、《豫章志》，观其标题，宛然地志。所以不入地志者，记者少，记人物者多故也。外此，《列女传》、《列仙传》亦如此类。要之，如方志之人物门矣。十一、地理，地理书著录无几，单记一方者曰图经，如《幽州图经》、《齐周图经》是。（好多啊好多啊，不打了。。。）十二、谱系，《世本》、《汉氏帝王谱》、《百家集谱》之类皆是。此种谱牒，专录贵族，不及齐民。至于六朝，人尚门第，所作綦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所引，多至数十家，当时重视谱牒可知。十三、簿录，以刘向《七略》《别录》、荀勗《中经簿》为首，今所谓目录者是。此十三类，大体已具，犹有不足者，今姑不论。
【正史】
“正史”之名，昉于《隋志》，今以《二十四史》当之，《隋志》所录正史三千八十三卷，今《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四十卷。历年千余而所增益者无多，此何以故？今之所谓正史，以官定者为准。不颁学官，则不得谓之正史（自明以来，以《十三经》、《二十一史》颁发官学）。而《隋志》所录，则只论其合于正史体裁与否，不问其官定私修也。故《后汉书》录八种，《晋书》亦录八种，皆不嫌重复（今《二十四史》惟唐、五代重复，李延寿《南》《北史》略与魏、晋、齐、梁重复，但此系通史，与断代为书者不同）。
【编年史】
乙部之书，编年与正史并重。《史记》以前，《春秋》为编年之史。《竹书纪年》虽六国人作，亦编年类也。盖史体至汉而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史之外（晋时以《史》、《汉》、《汉记》为三史，人多习之），又有荀悦《汉纪》（悦与彧、攸同宗，不附曹操，以建安十四年卒）。
荀悦序《汉纪》，言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今案班固之作《汉书》，其义亦不外此。“志”即所以章法式而通古今，“传”即所以著功勋而表贤能。至“达道义”一义，则为华夏史书所同具。
【政书】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书为最重要，其言五礼亦备。外此则《通考》亦有用。曾氏家书，命其子熟读《通考序》，可见注重《通考》矣。
民国以还，在官多寡学之徒。叶德辉尝告余：“康氏自以为是，不足与言学问。梁氏之徒，尚知谦抑，尝问‘欲明典章制度，宜读何书？’则告以‘可读《通考》’”。余问“何以不举《通典》？”叶笑曰：“尚不配读《通典》也。”余谓应用于政治，读《通考》已足。《五礼通考》之类，政治中人，未有好读之者，读之亦无所用。徒以曾氏一言，遂增其声价。实则此书非但不及《通典》，亦不如《通考》甚远。
今人欲读政书，自以《通典》、《通考》为最要。《通志》已无所用。
【治史明辨】
余于星期讲习会中，曾言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所谓“无故怀疑”者，矜奇炫异，识人余唾，以哗众取宠也。若核其同异，审其是非，憭然有得于心，此正学者所见有事也。《太史公》记六国事，两《汉书》记王莽事，史有阙文，语鲜确证。《唐书》记太宗阋墙之变，及开国功业，虽据实录，不无自定之嫌。明初靖难之祸，建文帝无实录可据。举此四者，可见治吏者宜冥心独往，比勘群书而明辨之也。
【第四章 诸子】
【诸子流别】
论诸子流别者，《庄子·天下篇》、《淮南·要略训》、太史公《论六家要指》及《汉书·艺文志》是已。此四篇中，《艺文志》所述最备，而《庄子》所论多与后三家不同。今且比较而说明之。
《天下篇》论儒家，但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而不加批判。其论墨家，列宋钘尹文，而《艺文志》以宋钘入小说家，以尹文入名家。盖宋钘以禁攻寝兵以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周行天下，上说下教，故近于小说。而尹文之名学，不尚坚白同异之辨，觭偶不仵之辞，故与相里勤、五侯之徒南方之墨异趣。其次论彭蒙、田骈、慎到，都近法家。《艺文志》则以慎到入法家，以田骈入道家，是道家、法家合流也。田骈当时号为“天口骈”，今《尹文子》又有彭蒙语，是道家、名家合流也。道家所以流为法家者，即老子、韩非同传，可以知之。《老子》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惟韩非子能解老、喻老，故成其为法家矣。其次论老聃、关尹，同为道家，而已之道术又与异趣。盖老子之言，鲜有超过人格者，而庄子则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故有别矣。惠施本与庄周相善，而庄子讥之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与物何庸！”即此可知尹文、惠施同属名家，而庄子别论之故。盖尹文之“名”，不过正名之大体，循名责实，可施于为政，与荀子正名之旨相同。若惠施、公孙龙之诡辩，与别墨一派，都无关于政治也。然则庄子之论名家，视《艺文志》为精审矣。其时荀子未出，故不见著录。若邓析者，变乱是非，民献襦袴而学松，殆与后世讼师一流，故庄子不屑论及之欤？
《要略》首论太公之媒为道家，次论周、孔之训为儒家，又次论墨家，又次论管子之书为道家，晏子之谏为儒家，又次论申子刑名之书、商鞅之法为法家。比于《天下篇》，独少名家一流。
太史公《论六家要指》，于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各有短长，而以黄老之术为依归。此由身为史官，明于成败利钝之效，故独有取于虚无因循之说也。昔老聃著五千言，为道家之大宗，固尝为柱下史矣，故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艺文志》列九流，其实十家。其纵横家在七国力政之际，应运而生，统一之后，其学自废。农家播百谷，勤耕桑，则《吕览》亦载其说，至于君臣并耕，如孟子所称许行之学，殆为后出，然其说亦不能见之实事。杂家集他人之长，以为己有，《吕览》是已。此在后代，即《群书治要》之比，再扩充之，则《图书集成》亦是也。小说家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固不可尽信，然宋钘之流，亦自有其主张，虞初九白，则后来方志之滥觞。是故纵横、农、杂、小说四家，自史公以前，都不数也。
虽然，“纵横”之名，起于七国。外交专对，自春秋已重之。又汜胜之区田之法，本自伊尹，是伊尹即农家之发端。方志者，《周官》土训、诵训之事。今更就《艺文志》所言九流所从出而推论之。
诸子之起，孰先孰后，史公、刘、班都未提及，《淮南》所叙，先后倒置，亦不足以考时代。
【儒家】
《汉书·艺文志》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大旨是也。
儒者之书，《大学》是“至德以为道本”（明明德止于至善，至德也），《儒行》是“敏德以为行本”，《孝经》是“孝德以知逆恶”。此三书实儒家之总持。刘、班言儒家出于司徒之言，固然，然亦有出于大司乐者，“中庸”二字是也。以儒家主教化，故谓其源出于教官。
《荀子·儒效》称周公为大儒，然则儒以周公为首。
周公、孔子之间有儒家乎？曰：有，晏子是也。柳子厚称晏子为墨家，余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尚俭与墨子同，此外皆不同墨道。春秋之末，尚俭之心，人人共有。孔子云：“礼，与其奢也，宁俭。”老子有三宝，二曰俭。盖春秋时繁文缛礼，流于奢华，故老、墨、儒三家，皆以俭为美，不得谓尚俭即为墨家也。且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墨家明鬼，而晏子轻视祭祀如此，使墨子见之，比颦蹙而去。墨子节葬，改三年服为三月服，而晏子丧亲尽礼，亦与墨子相反。可见晏子非墨家也。又儒家“慎独”之言，晏子先发之。所谓“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是也。当时晏子与管子并称，晏子功不如管，而人顾并称之，非晏以重儒学而何？故孔子以前，周公以后，惟晏子为儒家。
孔子之道，所包者广，非晏子之比矣。夫儒者之业，本不过大司徒之言，专以修己治人为务。《大学》、《儒行》、《孝经》三书，可见其大概。然《论语》之言，与此三书有异。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己治人之言，及自道所得，则不限于此。
儒者之业，在修己治人，以此教人，而不以此为至。孔门弟子，独颜子闻克己之说。“克己”者，破我执之谓。
子思之学，于佛法入天趣一流。超出人格而不能断灭，此之谓天趣。其书发端即曰“天命之谓性”，结尾亦曰“与天地参，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佛法未入中土时，人皆以天为绝顶。佛法既入，乃知天尚非其至者。谢灵运言：成佛生天，居然有高下。如佛法衡量，子思乃中国之婆罗门。子思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学，高于子思。孟子不言天，以我为最高，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觉一切万物，皆由我出。
荀子语语平实，但务修己治人，不求高远。论至极之道，固非荀子所及。荀子最反对言天者。
荀子复言隆礼乐（或作仪），杀《诗》、《书》。此其故由于孟子长于《诗》、《书》，而不长于礼。
若以政治规模立论，荀子较孟子为高。荀子明施政之术，孟子仅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使民养生送死无憾”而已。由孟子此说，乃与龚遂之法相似，为郡太守固有余，治国家则不足。以其不知大体，仅有农家之术耳。
至于性善、性恶之辩，以二人为学入门不同，故立论各异。孟子由诗入，荀子由礼入。诗以道性情，故云人性本善。礼以立节制，故云人性本恶。又孟子邹人，邹鲁之间，儒者所居，人习礼让，所见无非善人，故云“性善”。荀子赵人，燕赵之俗，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人习凶暴，所见无非恶人，故云“性恶”。且孟子知胎教，教子三迁，孟子习于善，遂推之人性以为皆善。荀子幼时教育殆不如孟子，自见性恶，故推之人性以为尽恶。
扬子云迂腐，不如孟、荀甚远，然论性谓“善恶混”，则有独到处。于此亦须采佛法解之。若纯依儒家，不能判也。佛法阿赖耶识本无善恶，意根执着阿赖耶为我，乃生根本四烦恼，我见、我痴、我爱、我慢是也。我见与我痴相长，我爱与我慢相制。由我爱而生恻隐之心，由我慢而生好胜之心，孟子有见于我爱，故云性善，荀子有见于我慢，故云性恶，扬子有见于我爱我慢交至为用，故云善恶混也。
扬子生孟、荀之后，其前上有董仲舒。仲舒谓人性犹谷，谷中有米，米外亦有糠。是善恶混之说，仲舒已见到，子云始明言之耳。
论汉以后之儒家，不应从宋儒讲起，六朝隋唐亦有儒家也。概而言之，须分两派：一则专务修己治人，不求高远，一则顾亭林所讥“明心见性”之儒是也（明心见性，亭林所以讥阳明学派者，惟言之太过，不如谓“尽心知性”为妥）。修己治人之儒不求超出人格，明心见性，则超出人格矣。
汉以后专论修己治人者，隋唐间有……（觅丫略。。）此派盖出自荀子，推而上之，则曾子是其先师。
明心见性之儒，首推子思、孟子。
宋儒出身仕官者多，微贱起家者少。惟象山非簪缨之家（象山家开药肆），其学亦无师承。
明儒多无师承，吴康斋与薛敬轩（瑄）同时，敬轩达官，言语谨守矩矱，然犹不足谓为修己治人一流。然阳明以为“格”当作“正”字解。“格物”者，致良知以正物。物即心中之念，致良知，则一转念间，知其孰善孰恶，去其恶，存其善，斯意无不诚。
格物致知之说，王心斋（艮）最优。心斋为阳明弟子。读书不多，凡能以经解经，义较明白。谓《大学》有“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语。“致知”者，知事有终始也，“格物”者，知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原系空文，不必强为穿凿。是故诚意是始，平天下是终，诚意是本，平天下是末。知此即致知矣。
【道家】
数道家当以老子为首。
老子多政治语，庄子无之。庄子多超人语，老子则罕言。虽大旨相同，而各有偏重，所以异也。《老子》书八十一章，或论政治，或出政治之外，前后似无系统。
老子论政，不出“因”字。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是也。
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于学术源流最为明了。韩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然则法家者，道家之别子耳。余谓老子譬之大医，医方众品并列，指事施用，都可疗病。五千言所包亦广矣，得其一术，既可以君人南面矣。（哇塞，这么高的评价，真难得。。。）
老子之术，平时和易，遇大事则一发而不可当，自来学老子而至者，惟文帝一人耳。
历来承平之世，儒家之术，足以守成。戡乱之时，即须道家，以儒家权谋不足也。
至于老子之道最高之处，第一看出“常”字，第二看出“无”字，第三发明“无我”之义，第四倡立“无所得”三字，为道德之极则。
揆庄子之意，以为凡事不能穷究其理由，故云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然之理即在于然，不然之理即在于不然。若推寻根源，至无穷，而然、不然之理终不可得，故云“然于然”、“不然于不然”，不必穷究是非之来源也。《逍遥》、《齐物》之旨，大略如是。
《人世间》论处世之道，颜子将之卫、叶公问仲尼二段可见，其中尤以心斋一语为精。
要之，内篇七首，佛家精义俱在。外篇、杂篇与内篇稍异。盖《庄子》一书有各种言说，外篇、杂篇，颇有佛法所谓天乘（四禅四空）一派。
【墨家】
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 。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兼爱之路也。
【法家】
《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余谓此语仅及其半。法家有两派：一派以法为主，商鞅是也；一派以术为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韩非兼擅两者，而亦偏重于术。出于理官者，任法一派则然，而非所可语于任术一流。
商鞅不重孝弟诚信贞廉，老子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之语，慎到亦谓“块不失道，无用贤圣”。
是故论政治者，无论法家、术家，要是苟安一时之计，断无一成不变之法。至于绝圣弃知，又不能见之实事。是故政治比于医药，医家处方，不过使人苟活一时，不能使人永免于死亡也。
【名家】
《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余谓此乃局于一部之言，非可以概论名家也。《荀子·正名篇》举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四项。刑名、爵名、文名皆有关于政治，而散名则普及社会一切事务，与政治无大关系。《艺文志》之说，仅及爵名，而名家多以散名为主。荀子因孔子“正名”之言，作《正名篇》，然言散名者多，言刑名、爵名者少。《墨子·经上》、《下》以及惠施、公孙龙辈，皆论散名，故名家不全出于礼官也。
名家最得大体者荀子，次则尹文。尹文之语虽简，绝无诡辩之风。惠施、公孙龙以及《墨子·经上》、《下》皆近诡辩一派，而以公孙龙为最。
名家主形名，刑名，犹言“名实”。
《荀子·正名》，本以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并举，而下文则专论散名。其故由于刑名随时可变，爵名易代则变。文名从礼，如《仪礼》之名物，后世改变者亦多矣。惟散名不易变。
要之，形与名，务须切合，儒家正名之旨在此（《管子》已有此语）。为名家者，即此已定。惠施虽非诡辩，然其玄远之语，犹非为政所急，以之讲学则可，以之施于政治则无所可用。至其他缴绕之论，适足乱名实耳。
【第五章 文学】
【著作与独行之分】
“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准是论之，则《周易》、《春秋》、《周官》、《仪礼》、诸子，著作之文也。《诗》、《书》，独行之文也。
著作之文，本有史部、子部二类。
《左》、《国》、《史》、《汉》中之奏议书札，皆独行之文也。西汉以前，文集未著。《楚辞》一类，为辞章之总集。汉人独行之文，皆有为而作，或为奏议，或为书札，鲜有以“论”为名者。
后世史须官修，不许私撰。学成班马，技等屠龙。惟子书无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载笔之士，率留意独行之文，不尚著作。理学之士，创为语录，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
【骈散之分】
骈文、散体，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则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
骈、散之分，实始于唐，古无是也。晋宋两代，骈已盛行。然属对自然，不尚工切。晋人作文，好为迅速。《兰亭序》醉后之作，文不加点，即其例也。昭明《文选》则以沉思翰藻为主，《兰亭》速成，乖于沉思，文采不艳，又异翰藻，是故屏而弗录。
【历代文章盛衰】
论历代文学，当自周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初之文，厥维经典，不能论其优劣。春秋而后，始有优劣可言。春秋时文体未备，综其所作，记事、叙言多而单篇论说少。
概而论之，文章大体备于七国，若其细碎，则在六朝。六朝之后，亦有新体，如墓志，本为不许立碑者设，后世碑与墓志并用，其在六朝，墓志不为正式文章也。
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气之盛衰，不可强为。大抵见理清、感情重，自然气盛。周秦之作，未有不深于理者，故偏偏有气。论感情，亦古人重于后人。
汉人之文，后世以为高，然说理之作实寡。魏晋渐有说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
文之变迁，不必依骈散为论，然纵观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骈文。秦汉尚武，故为散文，骈句罕见。东汉崇儒术，渐有骈句。魏晋南朝，纯乎尚文，故骈俪盛行。唐代尚武，散体复兴。宋不尚武，太其文通行四六。作散文者，仅欧曾王苏数人而已。余波及于明清。桐城一派，上接秦汉，下承韩、柳固不足，以继北宋之轨则有余，胜于南宋之作远矣。
唐末迄于五代，文之衰弊已极。
明于“雅健”二字，或为独行之文，或为著作之文，各视其人之力以为趣舎，庶乎可以言文。
【文章分类】
继此复须讨论者，文章之分类是也。《文心雕龙》分为十九类，《古文辞类篆》则为十三类。今依陆士衡《文赋》为说，取其简要也。自古惟能文之士为能论文，否则皮傅之语，必无是处。士衡《文赋》，区分十类，虽有不足，然语语确切，可作准绳，其言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郎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十类以外，传状序记，士衡所未齿列。
觅丫语：
唉，谁说这是国学入门之书的？自觉面壁去。。。忒打击人了，粗略扫完这本书才发现自己就一文盲，一堆字不认识，更打击人的是这次查了，下次碰到依然不认识。。。然后是文言文，好歹也学了这么多年语文，大部分都是连蒙带猜的，呜呜。。。接着是一堆的书一堆的人名，那啥不知道它们认不认识我，反正我不认识它们，最多觉得名字很熟罢了，无言面对先哲们了。。。
对中国古代经典一直比较好奇，而看完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对它的兴趣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浓厚，一一论述吧。经部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对诗、易、春秋还是很好奇，而以诗最感兴趣，至于礼、书，就算了，还有什么各家的争论着实不是入门者看得懂的。史部，如果说看看历史故事还行，探究谁真谁假，谁是谁非，实在不是一外行能接受的，也没热闹可看。子部，这个诸子百家还保有好感，挑些著作出来看，但是你吵我吵大家吵还是算了吧。书部这个介绍得不多，暂不发表意见了。
对了，还有一点，章大师在书中的各种批评饱含各种感情，国学的因为不了解我就不说什么了，但是时不时对于彻底否定下欧洲哲学（现在应该叫西哲吧）的做法我就不敢苟同了，在我这儿看来，西哲比孔孟之道有意思多了。
最大的收获是搞清楚了经史子集究竟是什么。。。
喏，给四星吧，五星我肯定心不甘情不愿，三星又对不起大师，折中吧。
最后的最后，这本书花了我好久，再看古文的时候打死也不这么干了，最多抄几句精华所在。以后还是先看一遍书，第二遍时再做读书笔记吧，谨记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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