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爱娜  071281005

相比阅读中国文学，阅读外国文学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最大的不同，我想，也许是外国文学提供了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包括，在描写景物时不同地域植物、动物的名字和形象；不同国家人们的穿着方式；对各自国家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这种陌生感一方面使作 品充满异域文化的新奇、有趣，另一方面也造成隔膜，使作品读起来有雾里看花之感。

翻译，当然对于这种陌生感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作家的不同思维方式等等都是造成这种陌生感的主力军，而且使原作如多声部乐曲一般可以多次欣赏而兴味不减。

接触欧美文学的第二学期了，这种陌生感和它的魅力越发地显现出来，而不同于中国文学的思维方式给我极深的印象。当然教科书上也列举了不少流派特点、社会背景、哲学背景等等，然而真实与否却不得而知。所以，作为一个粗浅的阅读者来说，还不如亲自从原著中体验到的更加让自己信服。

这个学期的很多作品都牵扯到文艺学永恒的主题——爱情。正是在这一主题上，外国文学的陌生性尤其明显。当初在学习中国文学的时候，总觉得古代文学中的“爱情”话题显得过于单薄、空洞，总是片段式的一首闺怨诗，或者戏剧性的外部压力造成的爱情“悲剧”，更多的还有才子佳人的大团圆故事。甚至我的戏剧欣赏课的老师认为中国古代的戏剧中根本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这真是可爱又值得探讨的观点，起码古代的文学作品对爱情的描写总是浮光掠影，从来不去想什么是爱情、爱情本身如何产生、存在的意义，只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继而在此基础上编造故事情节或者抒发感情。可惜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言自明，而且在不同的人心中解答的标准都是千差万别的。于是在时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这种“基础”就瓦解了，而在此之上的一系列文学作品的价值就有待探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读古代的爱情作品总是有隔阂，例如对《聊斋志异》中反复出现的一男二女结局，作者认为是纯洁美好的爱情，现世读者却总有“不敢苟同”之感。

而欧美文学在讨论爱情这一话题上走得更远，他们似乎更喜欢探讨这些中国古代文学中自动忽略的基础性问题，而且给出的解答往往有超越时间限制的普适性，（在作者给出很好的解答而且读者普遍接受的情况下。）比如对爱情忠诚性的探讨，不同于仅仅抒发一方对背叛者的怨怼和指责，他们思考得更深刻，比如“这种出现背叛方的爱情还是不是爱情”、 “怎样解决这种情况，是原谅还是复仇”等等。他们似乎热衷于让他们笔下的人物去实践各种假设从而引起读者的共同讨论，而一旦这些假设中的一种被读者广泛接受，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故事就显得更吸引人而且被阅读的。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看，单单从“爱情观”一方面，当代文学体现出的爱情观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继承很少，而大多是自西方而来的传统。例如一夫一妻传统，这也是最重要的传统。而当代中国人大多接受了这一传统，从而导致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在爱情这一话题上的断裂。可见欧洲文学在这些问题解答上的普适性。

“一夫一妻”在西学东渐之初是外国文学陌生性的典型体现，而今这一准则已经作为中国的传统被执行。然而外国文学仍然有渊源不断地陌生性体现出来而使他们保持魅力。例如最近所读《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一小段评论：

……照我看来，爱……有两种爱，你要知道，柏拉图在他的《会饮》中下定义说，它们是人们的试金石。一些人只懂一种，另一些只懂另一种。那些只懂非柏拉图式爱的人，无端地谈什么悲剧。那种爱不可能有悲剧。‘十分感谢您给我的满足，祝您好！’这就是全部悲剧

对列文，或者说其实是托翁所说对于爱情中悲剧的定义印象深刻。目前我们所谈的各种爱情上的悲剧中的很大一部分，在这里都被否定掉了。或许这种对爱情悲剧的解答会在将来成为国人新的标准，就像一夫一妻制那样，也或许被忽略，但作为读者之一，笔者先是被这种观点营造的陌生性吸引，而后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或许这体现了文学的一大功能，即文学是通向哲学的钥匙。读者会通过被文学吸引而接纳它背后的哲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