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承认诗歌创作也是一种劳动时，就已经确立了诗歌的价值。因为所有的劳动，价值都是它的附庸。这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里已作了注释。但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劳动，在现阶段它的价值正在与它的创造者脱离关系。这种脱离造成了劳动者的困厄，却并不会因此而否定这种劳动。因为价值依然存在。不过是劳动者无法和自己创造的价值见面而已。能和这些价值见面并拥有这些价值的自有人在。他们是拥有出版书号的人。
下面，是我诗后的跟帖，大概涉及了上面的问题，录之以示讨论的正式。
咏梅前沿播报
诗于今天的文坛，肯定没有小说热卖，没有杂文够劲，甚至没有散文妩媚，不过，写诗的人并未见少，读诗的人也日渐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大概是因了诗的独特魅力，因为，“高贵的 卑微的/严肃的 诙谐的/只要是生活的真实”，都可入诗，当“平易留在诗里”，晦涩已死，读者便可以在诗里找到一份真实，找到一个隐藏着的自己，于是，内心的一点点共鸣，会膨胀成满心的喜悦，不由自主、情不自禁地微张着嘴，发出一声愉快的欢呼。而这一声欢呼，正是对诗者最好的褒奖。
至于可儿立下的军令状——卖盒饭供老师一日三餐，着实令人感动，却显太过悲壮。不知是否有笔误？不过，就是把“卖”换成“买”，仍显惨淡——诗人一日三餐吃盒饭，仅可解一饥，岂能够营养？写出来的诗不更得有菜色？写诗、教诗、学诗不至于惨烈到如此地步，我坚信。
所以，该喝酒时来一杯，喝剩的，做个啤酒鸡，健胃防病。
天城阿扁
呵呵，谢谢盒饭和啤酒鸡。我喜欢自己做着吃。炒几个素淡小菜，配上一两个用点匠心的鱼或肉的佳肴，再喝点酒。所以无饿饭之忧。谨谢。
诗中所说，是诗的现状。所有感慨均生自那伍拾元的稿酬。
现实是，<江夏文艺>的稿酬，体现了对诗创作的尊重。而很多刊物，包括选本、丛书，收录诗作者的劳动时，作者需额外支付一笔赞助，否则不予录用。更别说润笔了。在这种状况下诗人的生存显得格外艰难。如果写诗以糊口，七日饥饿的生命极限后，便可天下无诗人。
前面我曾写过的苦瓜诗人一一白连春，捡垃圾、做苦工，一日三餐还想省出一点钱，参加选稿会，交齐编辑费。然后在某一日欣喜地看着自己的诗变成铅字的沉重。以至四十而秃顶，在病榻上奄奄一息。
一位垃圾派诗人，到处拜访文友，获取捐资，油印自己的诗集，然后赠送给读者和朋友。他的行囊里就装着那些油印诗集，沉重地行走在大地之上。为了吸引人们注意的目光。他在他的博客里高调宣布，步行去西安，跪拜一位体制内的诗人，用这种行为秀来获得体制的注意。
湖北的一位诗作者，艰难的生存让他身患恶疾，为了不拖垮他和妻子好不容易创建的小家。他用诗人的偏执，留下对房子、钱物的分配意向，抛妻弃子，孤身一人隐匿人世。苟涎残喘等待死期。这期间，他仍在写诗。这些诗歌偶见报端，稿酬单直寄妻子之手，妻子方知夫君尚在人世。
很多这样的例子，仅能说明诗人的窘境。当海子自杀后，他的诗集才得以结集，还掉生前的欠款。我们的海子，实则是被穷困扼杀。那么，我所诘问的，是先活人还是先写诗，更多的是一句叹息，因为只有活人才写得诗来，死人只合腐烂，坟头也开不出一朵恶之花。
咏梅前沿播报
这个话题很敏感但又很现实，需要正视。拿出来单题讨论很有必要。
首先我想发问：既然体制外的、无出版号的诗人们面临如此不堪的窘境，他们为何还要如此执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吗？肯定不是。诗人对诗歌的执着，应该不仅仅是缘于诗歌本身的魅力，更缘于重视诗歌在文坛应有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诗者如不坚持，便没人能够捍卫诗歌的尊严，维护诗歌的地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其次我想说：其实现在不仅仅是诗人，还有许多其它领域的文人——当然也指体制外的、没门子的那些文人——可能也面临这种窘境。出版业的明规则、潜规则，迫使他们为了让自己的东西变成铅字而四处奔波。而创作的价格与劳动价值的严重背离，却又让这些文人连自身的生计都很困难，出版东西就更乏力。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或者说走向更窘迫的境地。
是的，阿扁说得对：现在的价值与价格的背离，迫使诗人（直接劳动者）无法与诗歌的价值表现（经济学中也称“货币表现”，或更直接地说，就是：稿酬、润笔费等实际收）直接见面。
惟一让人感到欣慰或可以自我安慰的是：这一切并不能抹杀诗歌本身的价值。（前面我已提及，此处不再重复）
那么，现在需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让诗者的创作可以获得等量的收入，任何劳动都需要再发展，再发展就需要能量，这是经济规律。我想，几方面都需要努力，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一方面，出版业应该出台向诗歌倾斜的规定甚至是政策，扶持诗坛发展。
另一方面，诗人要自重，要有使命感，要写有价值的诗，写为人所接受的诗，切不可故弄玄虚，卖弄高深。和寡未必因曲高。
再者，要提高全民文学修养，特别是对诗歌的欣赏能力和认知程度。说到底，任何与价值挂钩的活动，都与买方息息相关，只有大众接受，有了市场，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先说这么多，想起来再来说。
寒梅
说的好，现实永远是现实，必须面对的。
雪儿飘飘
诗作没有小说稿酬丰厚在于读诗的群体——它很微小。但诗却是文坛的清新的空气，它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
梦人
如果仅从物质上考究，的确这种精神劳动与物质回报不同步，但从精神上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已经收获了。这个话题值得探讨。
咏梅前沿播报
嗯，关于诗人的窘境，再多说几句。
这里所提及的诗人，其实应该算是“纯诗人”，就是阿扁所说，靠写诗糊口的人，我不得不佩服这类诗人的执着，真是不易。我不知道这类人现在在诗人中占多大比例，如果比例很大，那么该引起业内足够重视，如果比例不大，建议这些诗人适当调整方向，也写点别的，或干点别的，千万可别“写诗”这一棵树上把自己吊死，死了你还能写吗？如果真需要别人用卖盒饭的收入供诗人充饥，然后维持诗人的诗歌创作，我想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别再撞那南墙了。大环境已然如此，小人物硬撑，受伤的还不是自己？
像阿扁这样的诗人，既热衷写诗，却又不以此为生计，比较值得推崇，也许好多诗人也正属此列。靠别的收入过生活，平时自己烧几个小菜，喝几杯小酒，偶尔诗作见诸纸媒，拿到稿费时，再添个小菜。没有稿费时也无饿肚子一说。这样的状态写出的诗才会更平和，更理性，更广泛，更深入。当然，这样的诗人也需要出版商的青睐，谁不想自己的劳动成果有价值体现呢？
也许还有一些像阿扁学生们这样的，学诗、写诗完全是一时兴起，不靠它发财，甚至没想过把它们的价值用稿费等形式实现出来，写诗，只为愉悦身心。或者说一句极俗的话就是——“吃饱了撑的”，这样的人估计也不少，那就更不存在生存窘境的问题了。
雨中菡萏
可儿所立的军令状，看是一则玩笑，实则夹有一份难言的辛酸。正如老师所说，从苦瓜诗人一一白连春到海子，活着，写诗很难，我们不得悲哀地发现，许多人以诗歌起步，却最早放弃了诗歌，可以一路坚持的太少。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许多人在坚持自已的梦想，曾经放弃写诗的人，仍然喜欢读诗，它的精炼、含蓄是散文的妩媚、杂文的锋锐所无法替代的。诚然，我们并不以它解决温饱，但就诗的现状来说，却仍让人心情不由得黯然低落。诗人难以摆脱的窘境，那些出版业的明规则、潜规则，让人望而却步。
好在老师说一句，诗歌是一种有价值的劳动。这句话，又让陷入窘境的诗坛多了一限生气。
诗歌本身的价值，无需赘言，大凡热爱诗歌的人都能就此侃侃而谈，那么且让我们用一块红布遮蔽现状，摸着诗歌孱弱的双手，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为别的，只为了心中所确定的，诗歌的价值！
暮昕
写诗一般都不会作为生存的目的，可能就是一种自由与灵魂的发泄吧。诗是一种孤独，疼痛，心境的始然，内心的呐喊，悲苦的深吟，自然的流泄，是个很窄的群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写诗的，首先；“诗”不是写出来的，写出来的诗，就不是诗了，这就是诗人的与“诗”的最大特点。
咏梅前沿播报
同意暮昕大姐的看法——写诗不要作为生存目的，补充一点，最好也不要当成惟一手段。
阿扁和可儿描述的那些可怜又悲哀的例子，我不知道有多大的普遍性，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例子是比较极端的，表达咱们的同情和无奈，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无论算是诘问，还是呐喊，还是叹息，阿扁那句话说得很对——只有活人才写得诗来，死人只合腐烂，坟头也开不出一朵恶之花。
我还是坚持那句话：几方面都要努力，才能改变现状。
那些极端行为，值得同情，但最好不要效仿。总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人不能总是盲目地往前走，需要动脑筋、想办法，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写诗是不能带有功利性的目的，诗一旦蒙上功利的面纱，诗本身的韵味将黯然失色。我认为写诗和听歌一样，一些歌，听得多了，就顺耳。一些诗，读得多了，就顺嘴。把诗写好，是诗人或者诗歌爱好者的责任。一首歌，我们往往先记住的是它最打动人的那一部分，这是整首歌的支撑，因为有了这一部分，我们才有了听下去的动力，乃至把一首歌从头到尾听完、学会。一首诗，最让人震动的是其中的一句或者两句精彩动人之处。这一句或者两句成为整首诗的眼睛，因为眼睛的存在，使整首诗歌才有了生命的光彩。心动而成诗，用心去写，去记录，才能写出让人共振的诗篇。诗写好了，让读者去接受它，你必须给读者一个接受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我是用心去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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