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恩 师应锦襄先生

中文87级研究生 李晓红

我认识应先生，是1985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大二的时候。那一年，我们83级在同安楼102上课，隔壁的101是应锦襄先生给82级开《小说分析》的课。我记得每次课间，在走廊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学长学姐们围在应先生的身边，众星拱月般，向她请教，和她聊天。彼时，优雅、睿智的应先生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肤色洁白，气质出众，腰板笔直，有很好听的声音。我在心里惊叹：怎么有这么优雅又有学问的老师啊！我常常站在旁边听应先生和学生们聊天，满心期待着有一天应先生也给我们班级开课。但是应先生并没有给我们班开课，很让我失望。大三时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我与应先生联系，希望能做应先生的弟子；到大四选择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地请求应先生做我的导师。从此，二十岁的我即很幸运地有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学识、精神与生活的全方位导师——应锦襄先生。

令我敬畏的先生

在厦门大学，我不知道有多少女教师被师生们尊称为先生，我只知道，在中文系，只有应锦襄一位女教师被尊称为“先生”。在“先生”这个称呼的背后，是对她学问和品格的肯定。

先生邹振东每每跟我开玩笑：应先生是那么地和蔼，我们可以与她无话不谈，可是怎么每次你给应先打电话时都是毕恭毕敬的，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给应先打电话时下意识的动作是不是流露出我对她的敬畏，可是我是一定对她充满了敬畏之心的。这种敬畏之心，来自于站在应先面前，总觉得自己不够用功，对问题的思考太过表面，书卷气总是不够浓郁！

无论是在做学生还是毕业以后，与应先生聊任何的话题，都会很迅速、很自然地聊到最近读了什么书、关注哪些学术或社会热点问题上。因此，每次见应先生都一定会很紧张，为自己读的书不够多，对一些热点问题的关注不够深入，担心自己无法和应先对话。每位和应先生聊天过的学生都一定有这样的感慨：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先生，思想居然如此之敏锐，对问题的看法居然如此之深刻，让人望尘莫及！应先生退休之后，也常常有学术研讨会请应先生参加，她每每成为那次会议中思考最睿智、发言最犀利的学者，引得在座学者纷纷打听：这位头发雪白的老先生是谁啊？！正因为应先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使我们这些弟子们不敢懈怠，不然无颜面去见先生呵！每次见应先生的过程，是一个精神愉悦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告诉自己回去后赶紧补课的过程！因为你只要和她聊过天，就一定会感到读书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思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而不断地学习是多么必要的一件事！当她和你侃侃而谈读书、谈学问、谈生活时，你一定会感到她是多么迷人的存在，你是多么想有一天能够和她一样，和她一样的迷人呵！因此，只要你与她见过一次面，你就不好意思偷懒，不好意思停下脚步，因为她的一辈子就是在不断地学习中度过，而她以她的人生、她的生活昭示给你的就是：像她那样活着，才是美好的一生！她用她的生活告诉你：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学习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成为你的生活方式！她用她强大的气场，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聚集在她不大的白城客厅，流连不已！应先生退休之后，还在家里开“私塾”，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去她那里听她分析小说、分析文本，开那种在大学课堂上老师们多不愿意开的，既需要扎实的功力、又需要很长备课时间的课程，所以，我让我的学生、研究生去跟应先生上课，八0后的、九0后的陈浩、李洋、雅卿、丽陈、静雯、胜余、岩芳他们就这样也与应先生成为了忘年之交。

所有听过应先生课的学生们都知道，她学识的渊博，对文本细节的把握与解析，至少在我看来，是无人能及的。

有一天，应先生和我谈起我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张爱玲的小说文本。她说：《金锁记》里有一段写七巧心理的复杂写得真好。季泽来向七巧借钱没借着，生气地走了，七巧扑到窗前看着季泽离开，“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张爱玲借景写的却是七巧对季泽又爱又恨的绝望心理。应先生就是这样细腻地引导你阅读每一部作品，在我们眼中只有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之类，在她眼中，却都是意味深长的，我们就是这样，被应先生引入一个奇幻的文字世界。

而应先生让我们敬畏的，不是只有在她与你谈学问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让你充满敬畏之心。

大约在1992年，那时个人电脑就是286、386那种才刚开始面世，应先生就向我们打听电脑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马上买了一台回来。当时应先已经六十多岁了，大家都很惊讶她去玩就是年轻人也不太懂得电脑。她说自己两千度的高度近视，如果有电脑写作起来就比较不那么费眼睛了。于是应先生成为厦大最早使用个人电脑的老师之一。

与应先生接触越久，这种认识就愈来愈强烈：应先生从来不认为什么样的年纪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而是只要你想做你就去做，年龄不是问题。这也就是她永远让你感觉不到她的年龄的原因。就好像她将近八十岁时，还一个人到马来西亚大学去给那边的学生上《中国文学》课，去了一年，我们也觉得没什么；就好像她八十多岁时，还经常一个人飞美国，我们不觉得奇怪，如果是别的老人，我们一定会不放心的；就好像她这一次，八十多岁了还要做心脏支架，我们也不觉得要阻止她，如果是别的老人，我们一定不会同意。但这次，我们这些弟子们都很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阻止她……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读研究生的目的就是要脱离家庭妇女的命运，不要头发上有妈妈头发上常常有的油烟味，我要成为像应先生那样远离油烟、优雅的知识女性，做沙龙的女主人。1987年，我跟应先生读研究生，男朋友邹振东也考入厦大中文系师从郑朝宗先生、林兴宅先生读研究生。那年厦大中文系只招收四名研究生，所以很多课程我们都是一起上，邹振东他们选修了应先生开设的课程。每次到应先生家上课时，大家很雀跃，不仅是精神享受，而且先生常常有好喝的茶、好吃的茶点招待我们。而且应先生还经常请我们这些研究生打牙祭，她知道我们少油，知道大家喜欢吃红烧肉，故每次都一定会有好吃的红烧肉。有一次我惊讶地发现沙龙的女主人应先生居然在厨房里忙碌着，我问她：应先，您也会做菜呀？！怎么我以前都只看到您在客厅里与我们聊天呢？应先生说：你们是我的客人，当然是我来接待你们呀！如果芮先生的客人来了，就是我在厨房里了！她马上严肃地和我说：振东这么喜欢吃红烧肉，你一定要学会做给他吃！当时我听了这话，着实大吃一惊：怎么应先居然鼓励我学做饭，这不是和做学问背道而驰吗？应先居然又紧接着说了一句更让我吃惊的话：“如果你爱他，你就应该为他做一切，包括他喜欢吃的菜！”这么家庭妇女的话，竟然出自我所景仰的大学者之口，我真是不明白了！如果我只要学会做菜，那我读什么研究生呢？读研究生，不就是为了脱离家庭妇女的趣味吗？而多年与应先生接触下来后，我才明白：生活中到处都是学问，不是捧着一本书做研究才叫做学问。生活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正因为应先生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看做是学问，我想，这也就是她在任何时候都洋溢着书卷气的重要原因。

记得有一天，我和应先生去百货商场逛街，看到一件蓝色的衬衣，应先生说：这件衣服的蓝色真好看，我想像中张爱玲《心经》里的小寒穿的那件孔雀蓝的衬衣应该就是这样的蓝色。应先生就是这样，生活中的一切与书本中的一切是不隔的，她随时可以穿越在生活和书本之间，这也是因为她每次都是在用心地读每一个字，才有这样的境界吧！

应先生家的私房菜是所有有口福吃过的人都一定会赞不绝口的。我和先生从1987年开始读研究生起，就不停地应邀在应先生家用餐。我记得，这么多年吃下来，每一次都有新的菜色。应先生每每在外用餐，如果认为桌上的某一道菜大家都觉得好，她就会细细研究，从食材、调味料到火候的掌握，所以她的餐桌上永远有新鲜的菜式。她的学习精神，就这样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应先生的很多弟子都写过应先生爱猫的故事，应先生自己也写过许多爱猫文字。这个世界上爱猫的人很多，包括我自己，但是应先生爱猫，不是把猫咪当宠物，而是把他们当做一个个需要人疼爱的小生命。应先生的家里，总是猫儿成群，我记得她最高纪录，是同时养了十只猫。应先称呼每只小猫都是“乖孩子”，她说猫很聪明，你叫它乖孩子它就真的很乖。她爱每一只猫，带很多的流浪猫去治病、做手术。有一次，她手上戴了一只别致的小猫戒指，我女儿小婴子很喜欢，也想要。应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是世界爱猫协会会员戒指，只有爱猫的人才有资格加入，才可以戴上这枚戒指。小婴子告诉应先生：我经常喂流浪猫，每天带吃的给它们。我们家后来收养了一只小猫，我给它取名“噩梦”，因为如果我没有带吃的给它就觉得对不起它，就好像做了噩梦一样。经过严格的考察，应先生觉得小婴子有资格加入，于是也送给了她这枚爱猫戒指。我的女儿从此觉得自己对猫咪们更有一份责任感。应先生就是这样，任何时候都在传递着她的大爱精神！

述而不著

应先生在自己的遗言中说：我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我看到这句话，很是心痛！我知道，应先生内心里一定有更强大的愿望，没有实现，于是才有了这样令人心痛的话语。

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来定义成功的，在我心中，应先生是最成功的人，因为她超越了自己生存环境局限。这在我看来，就是成功!

让我最钦佩的是，应先生参加了三次《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1973年版，1981年版，特别是2005年的最新版她是厦门参与注释的唯一专家。全国的鲁迅研究专家有多少，能够参与全集注释的都是有相当的学术研究底蕴和成就的大家。而且在厦门这样一个处于学术边缘地带的大学，可以多次入选去为《鲁迅全集》作注，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但这样的“成就”应先生从不和我们说起，或许，她不把这些看做是“成就”吧！

应先生194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外文系的助教，之后又考取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成为现代文学大家吴组湘先生的弟子。先生做学问的风格，很有清华风范，即“述而不著”。应先生常教导我们：文章千古事！我们对文字要有敬畏之心，如果不是真的有真知灼见，是不能写成文章去发表的。应先生自己就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她给我们上课或平常聊天时，常常有很多新颖的见解，在我们看来，那都是可以写成有一家之言的文章，但应先生总是觉得还不成熟与系统，不能写成文章。所以，先生一辈子，入了她师门、或自己要入她师门的弟子无数，我们无数次在课堂、在她家的客厅领略她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对人生世界极具启发性和思考性的解析，但她写出的文字却很有限，因为她的学术背景是“述而不著”，她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接受学术训练的。

应先生总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对她的师长、她的朋友、甚至她的学生，她却不吝笔墨，为他们不惜气力地付出与介绍，并写过许多的让人感到特别温暖的文字。

我在读研究生时，应先生便让我整理彭柏山先生的文稿，当时的我对彭先生一无所知，只是机械地抄写。应先生屡屡告诉我：你知道吗？你所抄写的，是一个具有伟大灵魂的人才能写出的文字！她一直希望能将彭先生的文字尽快整理出来，为之出版文集，让更多的读者去领略彭先生的伟大，可惜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应先生的愿望未能达成。1990年，她在《新文学史料》第一期上发表了《彭柏山传》，较早向世人介绍彭柏山先生伟大的一生。她开篇即这样写道：“作为作家的彭柏山的传记，实在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三十年代，他真象文坛上的流星。在闪烁的星群中，他倏忽出现,一闪而过，然而那划破夜空的光彩，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凝视。在现代文学史上，少有作家象他这样以文功武略在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如许胜利的篇章；也少有作家以如此之少的遗作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有自己一席之地的记录。”对彭柏山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应先生也给我们多次说起陈汝惠先生。她说陈汝惠先生对三个孩子（陈佐洱、陈佐沂、陈佐湟）的教育真是好得不得了，每次孩子们要外出，陈先生都领着他们来向应先生他们道别：芮先生、应先生，我们要外出一段时间。回来了，陈先生也要领着他们来向应先生他们报告：芮先生、应先生，我们回来了！应先生感慨地说：那是七十年代哎！她常常向我们说起这样的故事，她希望这样高贵的灵魂有更多的后辈来了解。

有一年，《厦门日报》开设“读书版”，编辑南宋请我写了开版文章《衣香鬓影张爱玲》。我发现这个读书版办得很好，很有书卷气，于是我让南宋邀应先生写回忆故旧的文章，应先生欣然答应，从此每周一篇，写了介绍她与吴组湘先生、王瑶先生、艾芜先生、程俊英先生等交往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收入到文集《三人行》中。那时，我每周都等着看应先的文章，听她娓娓道来那些我们只有在书籍中才能看到的大家。应先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是清新的、书卷气的，她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功底，她把这种底蕴像空气般化在她的文章中，所以，你读她的文字，虽然是白话的明白与晓畅，却又是文言的雅致与蕴藉。而越到晚年，应先生的文字反而有了少女的青涩，通脱却又清新，在字眼的选择上非常特别。她的文章，是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去看的。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我个人认为，现代文学大家不过只有鲁迅、张爱玲等不多的几位，而应先生的文字，就是可以给我这样的感受。

从容、淡定、优雅的生活态度

和振东聊起应先生时，每每我们的话题总是这样结束：如果我们能学到应先面对生活灾难时那种从容和淡定姿态的百分之一就好了？！我们常常感喟的是：应先生的那种勇气到底来自于哪里？

应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得了乳腺癌。那时的厦大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癌症”一词吧？那时的姗姗姐姐和小弟哥哥不过十多岁吧？应先生到上海去住院做手术，那时的治疗手段很初级，就是把病人的病灶全部挖干净，挖得越多越好。因此，医生把应先的整个胸部全都挖空了。应先生说：我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只想赶紧好了可以回家。应先生后来成为医生们的最佳助手，医生们说：我们劝慰病人都没有用，只有你这个比他们都严重的病人才有说服力！所以应先生一边自己积极治疗，一边帮医生们辅导其他病人。

说起这些事时，应先生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从不觉得那是传奇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就是传奇呵！

后来我自己又亲历了应先生以及他们家族的传奇！

有一年，应先把她的姑姑（应先按上海人的方式称她为好叔叔，我们称她太婆婆）接到厦门来度晚年。太婆婆堪称四十年代上海的名媛，我在应先家中看到一张她当年穿泳衣的照片，她的先生曾经做过上海交大的校长。太婆婆的先生很早就过世，她一直和独生女儿和女婿英若诚先生住在一起，女儿七十年代即去世了，九十年代，太婆婆就住到了应先生的家里。

太婆婆虽然九十多岁了，耳朵有些聋，可是眼力还很好，不戴老花镜就可以看书看报。太婆婆每天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小髻。太婆婆关心一切的事情，应先生和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她都希望能参与。记得1993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大讨论，应先和我们学生也多次探讨这部作品，太婆婆看我们讨论得这么热烈，居然也把《废都》认真地看完了。太婆婆不看书时，就自己玩一种一个人可以玩的麻将，或者给应先织毛衣。太婆婆给应先织过一件玫红色的毛衣外套，针法很复杂，针脚很平顺。应先说颜色有些太艳太嫩了，太婆婆说你肤色白，穿玫红色好看。果然，毛衣织好后应先穿上身，不仅把应先的白皙的肤色衬得好看，连她的一头白发也好像变得让人称羡一般。

太婆婆其时是不得不到应先家的，但她完全没有那种悲戚之感。也许因与应先情同母女，所以适应起来也容易些。但是，太婆婆的兄长（即应先的父亲）曾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丈夫曾任上海交大校长，女婿英若诚又曾任文化部部长，这样的背景绝对是千金之身，但她遇到任何的变故泰然处之，就犹如这次，如果是另外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就一定会感到是寄人篱下，可是她平和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让人要同情的地方，反而激起你无限的尊敬。

九十年代初期，应先生家中遭大变故。当我和振东听说后心急如焚、火急火燎地赶到应先生家时，发现他们一家人生活如常，就是应先的儿媳妇小鸣也是平静如常。面对我不解的眼神，小鸣说：难道我要痛哭流涕才正常吗？那时应先已经把好叔叔（她的姑姑）接来养老，小鸣和孙女小圆圆因为变故也住到了她家。每天，应先要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然后和小鸣一起在外奔走。我和先生也多次陪他们到处寻求解决的方法。这样的内外交困，但应先从没让人感觉她被打倒了！

也是九十年代，有一天我听说芮先生被查出得了癌症，自然也是心急如焚、火急火燎地赶到应先家里时，发现老爷子悠闲如常。那时应先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我问芮先：应先知道了吗？她什么时候回来？芮先生说：应先知道了。但我不让她回来！没有必要！

我和先生常常说：为什么我们听到癌症时吓也吓死了，为什么应先他们可以这么勇敢？！

想起了1997年，我怀孕要生产了，因为害怕疼痛，整天和应先生说：我要剖腹产！应先生说：生孩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瓜熟蒂落一样地自然。我现在想：应先生应对所有的问题时，是不是总是认为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是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是必须经历的，有欢乐，也有痛苦，无论是欢乐与痛苦，都是作为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所以她才可以那么宁静呢？无论怎样的可怕的病痛，无论怎样可怕的劫难，似乎都不能让应先生笔直的腰弯下去，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到应先生家去吃饭，她的餐桌上餐具也许不能精美、精致，但永远成套地整齐，永远有摆筷子的筷架。再怎么艰难困苦的生活，都不能让应先生失去优雅的生活姿态。

我的研究对象一直聚焦在上海、上海女子，尽管应先生曾经多次跟我说她不愿被人认为是上海人，但我还是觉得她是个上海女子，她是上海的金枝玉叶，也更是同样是上海女子张爱玲所形容的“地母”，是张爱玲说的上海“蹦蹦戏”中的女子，那个蛮荒世界中的女子，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整个世界崩塌掉了，唯有她还活着。因为应先生的影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全都是以上海女子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她和她们一起令我着迷不已。我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后记中写道：“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应锦襄教授对我多年的鼓励与支持，是她这样一位高贵、优雅、睿智、坚韧的上海女子，令我多年来一直对上海的知识女性着迷不已。”很可惜的是，我本希望应先生能为我的书写序，写下她对上海女子的理解，可是因为她眼睛的原因未能写成，但应先生本身就向我诠释了上海女子、其实还不能说是上海女子，应该说是现代女性所应有的形象与品格。

应先生成为这样一种象征：老没有什么可怕！老了思想也停滞了那才可怕！所以我们从未觉得应先生老去。我记得一位学姐发自肺腑地说：应先生的那头白发真让人羡慕！让我觉得老一点都不可怕！应先生就是用她自己的生命向我们昭示了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意义！

2007年，从小把我抚养长大、疼我爱我、视我如己出的伯父（其实是我父亲的战友）走了；2009年，从小把我抚养长大、疼我爱我、视我如己出的伯母（我都是称呼她“妈妈”）走了；2011年，在我45岁时，我的学问、精神、生活导师应锦襄先生也走了……我曾经哭着一遍又一遍地问振东：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这样的，那些疼你爱你、当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向他们求教求救的人，一个一个地会离你而去？！人到中年就是这样地忧伤和哀伤吗？！当应先生也离我而去时，我真正地体味了人到中年的哀恸。那天姗姗姐姐打来越洋电话，我哭着对姗姗姐姐说：我以为应先生永远会在那里的，永远会在你需要时她就等在那里，永远让你心安让你以为有问题随时就可以向她求教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离我们而去，我一直想的是如她走时所言：秋天我就回厦门了！电话那头的姗姗姐姐也泣不成声：是的，是的，我从来没想到她会离我而去，我也以为她会永远永远在那里的！！！

想起了张爱玲的一句话：“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应先生虽然走了，但是她就是我的生命前行的式样，面对她，我唯有心甘情愿亦步亦趋地临摹。

应先生曾经多次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这辈子很幸福，因为我的职业就是与文学作品打交道。籍由那些伟大的作品，我可以进入到一个又一个丰富的心灵世界！而应先生就是这样一部大书，令我此生都低回不已！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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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为作者李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