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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生存的艺术与杀戮的艺术——飞机与军舰——总是相伴相随。不管哪个国家，和平而没有国内外战争的历史都不超过300年。这似乎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就是一种同时兼具战争与和平两种天性的动物。在人类身上，杀戮争斗的本能与寻求和平生活的天性，我称之为肉食性和草食性，是如此奇妙地掺杂在一起。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缺陷。人们或许会问，如果在某种文明中，人类被彻底地驯服而只满足于家庭生活，身上再也没有争斗的本能，那么这种文明还值不值得存在呢？生活本来就应当伴随着抗争，否则人类就会退化，而且退化的速度相当惊人，这从一些条件优越的家庭的后代中可以明确地看见。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为战争开脱，我仅仅是指出我们人类身上所具有的动物的本能。在自然界，争战的本能与生存的本能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那些原始的生物天性比只能短时间持续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教条都更深刻地根植于人的内心。在生物界，那些最为久远的对孩子的爱，那些无比美好的爱情的展示，如花朵的美丽芬芳、百灵鸟的吟唱和蟋蟀的秋歌，总是与无情的争战相伴而生。

如果我们告诉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在表面看上去平静祥和的树林里，正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上演着最为冷酷无情的争战，就比如晚霞夕照的枝头上安然休憩的那只翠鸟可能刚刚谋杀了一条无辜的小鱼，学生们对此可能会感到些许的惆怅和失落。然而，如果告诉他们，自然界生存的本能是这样的强大，以至于在灾害之后，大自然能够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恢复原貌，或许他们会感到些许安慰。如果有人在秋天见识过长岛遭受飓风后的一片狼藉，再目睹春天那葱茏的绿树和宁静的风景，那么他一定会被自然界坚韧的生命力所折服。

今天，欧洲又一次遭受战争的蹂躏。在了解慕尼黑的情况后，对任何一个旁观者而言，战争已不可避免。对每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或者英国人来说，和平和战争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时的和平似乎意味着更大的毁灭。更令人困惑的是，挑起战争的人仍宣称爱好和平，侵略者却指责受害者是“战争贩子”。希特勒刚刚侵略了波兰，就迫不及待地将血淋淋的魔掌伸向欧洲，还要假装无辜地询问：“为什么要有战争？”日本在中国大陆大肆屠戮，却声称他们仅仅是想建立“东亚新秩序”。当下，和平与战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凌乱。

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人类爱好和平的天性被他们战争的天性压制了、遮挡了，或者毁灭了？而像艺术、宗教、人类共同的信仰以及科学成果、生活艺术，现代文明的这一切都会被毁灭吗？我们不妨先从第二个话题谈起。

很多人都害怕巴黎或者伦敦会在空袭中毁灭，当代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也认为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文明将会毁灭。我的意见却与此大不相同。我知道战争的天性是生存天性的另一面，也相信上战场的人并不会放弃生之渴望，因此，我认为两者相比，人类生存的天性将更为强大，也不会被毁灭。既然天性不可毁灭，文明亦然，生存的艺术也同样无法被摧毁。当我们说现代文明会被这场战争所摧毁时，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从物质上讲，艺术与科学会有暂时的倒退，但我敢打赌，战后母鸡依旧会下蛋，人们也不会忘记怎样做蛋卷。绵羊会继续产出羊毛，英国的磨坊也依旧会产出花呢和织品。在无情炮火下，一座城市的物质属性会发生改变，可以想象，一些古老的书卷，甚至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大宪章》也会丢失，甚至灰飞烟灭。一些英国诗人和法国科学家会在炮火中丧生，一些贵重的实验设备，甚至整个牛津大学都会被彻底摧毁。

然而，牛津大学的地下图书馆不会被摧毁，科研方法也会存留下来，我们无法想象所有科研领域的专著和课本都会在战争中消失。留声机唱片和肖邦的音乐不会消失，因为人类对音乐的热爱永远都存在。显然，由于对各国青壮年的无情杀戮，人类的生存状态将会变得糟糕。但是，只要一个国家没有完全灭亡，实际上也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最猛烈的空袭而完全灭亡，那么，现代文明以及人类全部的科学与艺术遗产就会被幸存下来的人们继承。经历过战争与毁灭，人类和平生存的天性、人类伟大的创造性，将会使得欧洲在令人惊讶的短暂时间内重新恢复原貌。

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那就是单纯武力得不到任何结果。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学校、大学和文化机构的毁坏是如此的系统、深入和彻底，然而，我们还远远不能说，现代中国的文化已经毁灭。浙江一所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辗转上千公里，从中国东南地区来到西南地区的云南，他们开始重新上课。

只要人还在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中华文化的爱好者们可能会感到惋惜，因为世界上唯一保存的皇家图书馆——永乐大典于1859年在英法联军洗劫北京时被烧毁了。但是，这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又算什么呢？秦始皇（他是建造长城的帝王）焚书坑儒，也没能毁灭中国的儒家文化。

德国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苦撑了4年，又经历了战后20年的萧条和破产，但也未被摧毁，反而看上去更加强大有力，英国和法国当然也不会在现在的这场战争中毁灭。

这启示我们把问题引向更加精细的、非物质的层面，也就是人类生活的积极面。如果构成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也就是我们经常忽略的那些理念、自由与信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民主和那些普通人正在动摇的信仰都被毁灭了的话，现代文明才真正会毁灭。在一个集权国家里，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文明的要素被剥夺了，设立间谍来监视他们的同伴，那么即使没有战争，文明也被毁灭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严格的管制，人民始终拥有自由的精神，那么文明就不会被战争所毁灭。

事实上，一个文明如果将其生存的本能转变为杀戮的本能，那么它很可能自我毁灭。只要这些人类生命中最朴素的价值获得精心的守护，最单纯的求生的自由与权利获得珍视，文明就不会被毁灭。有许多危险的迹象表明，在当下的思想和生活中，这些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正让位于执政者的诳语。欧洲一个集权国家的公民已失去了思考和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哪怕非洲的野蛮民族也一直享有，而且正在享有。

事实上，我们离平常所理解的文明已经很远了。天地万物皆有道。文明萌生，提供给人类舒适的生活，作为代价，也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这通常被称作责任感。动物是没有责任感的。信鸽飞回家只是因为它喜欢回家。但是，人是被强制工作的。

首先，他被催促着工作来谋生活。其次，他被要求参加战争来保卫自己参加工作的权利。然后，现在我们被告知，战争比生活更重要，战死沙场比终老床榻要高贵得多。我们终归于自然，却失去了自然赋予的自由。士兵们拿着定量供应卡，心存神圣的责任感。他们像上百万自动化的机械，训练和管制要求他们思想一致，要么诅咒、要么赞颂苏联，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

所以现在，威胁文明的不是战争本身或者战争带来的破坏，而是特定的政治教条，它导致人们对生活价值观念的改变。这些政治教条直接侵犯了人们最普通、最自然的生存权利，并且使其服从于国家杀戮的需要。从极权者的立场来说，杀戮的重要性远胜于生存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国家就是为战争和侵略而组织的。从国家的立场来说，纵使集权主义有一万个理由，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文明所赐予的对象是个人，其目的是使人类能够享受生活最平凡的馈赠，那么极权主义就没有什么借口为自己辩驳。不是武器，也不是战争会毁灭现代文明，而是国家剥夺个人权利的倾向，这在当下的思想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方面。

罗马帝国毁灭于老鼠或蚊虫带来的瘟疫，但最终毁灭于人性的堕落。现代文明的毁灭，很可能由于类似的人性的堕落，正如胡顿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最基本的自由要么是从物质上，要么是从精神上丧失了。从物质上来讲，一个20世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对一个穴居的原始人来说足够可怕；而从精神上来说，在某些国家，我恐怕他反而会更受人尊敬。

对普普通通的人的轻视已经足够严重了。在一个堕落的国家，惠特曼的《大陆之歌》听起来像是个遗忘的梦境。

我轻松愉快走上大路，

我健康自由，世界在我面前，

长长褐色的大路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好运气，我自己就是好运气，

从此我不再抱怨，不再迟疑，什么也不需要，

消除了闷在屋里的晦气，放下了书本，摆脱了苛刻的责难，

我强壮满足，迈步走上大路。

啊，我行走的大路，你是不是对我说别离开我？

你是不是说别冒险——你离开我就会迷路？

只有夺回人类自由的梦想，恢复普通人生活的权利和自由，才能消除对现代文明的威胁。我此刻无比坚定地相信，只有骄傲地拒绝放弃任何自由的流浪汉才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在本文开头，我提到战争的天性和和平生活的天性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人们不会承认，那些奔赴战场的人在做好准备命丧枪口的高尚觉悟的同时，也是追随了自己探索那条大路的天性。

在战场上，士兵俘获一名敌人并不会比抓住一只足以饱餐一顿的野鸡更感到兴奋。事实往往是反过来的。在大路上，人们会幡然醒悟，原来生命的馈赠是如此的珍贵；面对死亡，生存又是如此的美好。在战壕里，战士并不关心他们的敌人在做什么，直到他们攒够了足够的憎恨起身杀敌。

一位战士业余诗人从田鼠或者村姑身上找到了灵感，朗读起他新创作的打油诗来；一位班长吸着烟斗，和连队的战友们一起默默听着同伴朗读一本旧小说，或许是英国小说家布沃尔·利顿的作品吧；一位18岁的细心的白人小伙儿走进来，手上拿着他在附近破败的村子里找到的紫罗兰；有人弹着吉他唱歌。在他们前面，天空中百灵鸟的吟唱和大地里蟋蟀的歌声是那样迷人，那样让人陶醉。

就在那一刹那，士兵们发现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那就是生活的价值本就来自于生活本身。当他转过身，看到身后生活在平凡而普通生活中的人们，便会感受到一种格外令人珍视与陌生异样的魅力。在头一波战争浪潮中，志愿兵们会穿上军服，但经过两三年的战场生活以后，他们便会发现，唯一值得过的生活便是在星期天下午穿着礼服与爱人悠闲地散步。当你不能穿上礼服的时候，你便会格外地珍视它。对战士来说，回家去过最平凡的乡村生活或者城市生活——卖热狗的小摊，夜晚的霓虹灯，甚至闪烁的交通信号灯——都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和令人宽慰。甚至躺在床上做个懒虫，不用幻想起床号的生活，都可以称得上是人类文明所构建的最令人敬畏的功德和最伟大的成就。

事实上，一个人会突然意识到生命中所有事物的美好——清晨的咖啡，清新的空气，午后的小憩，甚至是赶地铁或者在早班火车上躲避朋友——构成了生活，因此，它们也真正地构成了文明，因为它们才是生活真正的目的。战争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忽视的美好。没有人比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更加珍视在理发店里刮一刮胡子的奢侈时光了。

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本身，这个道理真是再浅显不过了，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和平的年代，我们甚至怀疑着它。例如，道德家们似乎鄙视躺在床上的行为，神学家也常常会想艰苦的生活才是高尚的。但是，前线的士兵们会越来越觉得，文明最崇高的馈赠之一就是躺在床上，而与穿着鞋子相比，脱鞋睡觉才是一种无比真实的生活。

本文摘自《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郑曦原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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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为“《纽约时报》中国观察记”系列之一，是《纽约时报》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间对华报道的选编。

《纽约时报》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的报道，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和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这些报道和评论不仅反映了战争的惨烈状况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客观事实，而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状况，以及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又是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抗战史。

本书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选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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